2015年中国“两会”现正在北京召开，与会的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就香港政制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民建联无休止地被泛民贴上“保皇标签”，是因为香港立法会不具备行政议会性质，民建联对特首的支持只能停留在道义上。他指出，香港的未来必须朝着政党政治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那些对政府采取支持立场的议员们才不会被外界认为是“不尽职”。
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国谦日前接受访问时就香港未来政党政治的构建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香港未来必须向政党政治发展，而对于香港的发展，叶国谦则指出，“香港要发展，就必须向1,000万人口城市迈进”。
香港必须走向政党政治
叶国谦认为，政党政治决定今后香港政治的运作方式，将是越来越热的话题，目前，立法会和香港特首选举采取互不干涉模式，特首和议员分别由独立的选举机制产生，这种各自独立的模式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有着显着不同，也就是说，特首与政党没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一点，《基本法》虽未有明确列出，但却在《行政长官选举条例》中有特别说明----特首不能具有政党背景，即便有，也必须在当选以后辞去政党职务。
“民建联立场是支持特首，但由于特首不是我们民建联的党员，这种支持只能停留在道义上。”叶国谦认为，民主派无休止给民建联贴“保皇”标签，正是因为香港的立法会不具备行政议会性质，因此，监察和监督成为立法会最主要的单一职能，如是机制导致了一个现象，越能批评、越擅于批评的议员就越得市民宠，而持支持立场的议员就会被认为“不尽职”，最后，变成“整个立法会全是反对党”。 “这是香港政治面临的困局----历任香港特首（尤其是前两位）在当选时声望很高，但执政一两年以后就迅速跌落。”叶国谦指如果特首是由政党产生，其施政就代表的是政党意志，立法会的行政性质就能得到彰显。但鉴于目前的情况，他表示，仍然对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持保留意见。
“香港的政党还未发展成熟。”他解释为什么会对政党政治发展持保留意见道，受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传统的影响，民众对政党基本持负面态度，特别在香港社会内部，本地市民受过去国共内斗的影响较深，普遍对政党政治表示担忧，同时，也有市民对香港本地政党的了解不够的因素存在。
迄今为止，香港还没有一个成熟或成型的政党出现，譬如拿我所在的民建联来说，作为香港最大的政党，民建联拥有20000多名党员，但是因没有执政经验，发展始终不能达到新的阶段。
“但是，香港必须朝着政党政治的方向去走。”叶国谦强调了政党政治对于香港的重要性，他认为，香港政治制度的设计来源西方，因而无论是特首普选还是立法会普选，政治发展最终会以政党为主体。
再譬如说，以当前社会管治为例，特首和行政会议的那些官守成员都不是出自同一政党或是政党联盟，每个局长的政见和想法各有千秋，因此，如果要统一团队方向，单靠特首一人而没有政党来作为基础，这是远远不够的。
他亦表示，不可否认，发展政党政治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因为香港管治还牵涉另一个关键因素----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反对派之所以不待见现任特首，就是因为后者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香港作为践行一国两制政策的地区，一直以来，不断有政客在激化香港与内地两地社会制度的差异，使矛盾尖锐化，借此抑制北京的影响力。
现在立法会的政党分布呈现左右两个极端，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香港的政党政治与西方国家的最大的不同，是欧洲的政党的‘左中右’是由具体政策来划分；而在香港，是先厘清了政治定位，再讨论具体问题。”
叶国谦认为，香港的一些政党取向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实际。
叶国谦认为支持特首是民建联道义上的责任
香港很难去政治化 也很难淡化
在“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发展过程中，叶国谦认同“前15年社基本稳定，中间20年动荡，最后的15年回归稳定”观点，他认为，前15年的香港社会问题集中在经济层面，而且都在《基本法》可以解决的范围；2012年进入第二阶段后，香港与内地关系衍生出的社会矛盾逐步被深化，在政治层面，去年年底发生了“占领运动”，就是因为在《基本法》内对这一类事件没有做明细的规定。 “去政治化很难，淡化也很难。”叶国谦坦言，现在香港学校内的教师因年轻时接受西方教育，导致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形成“集权”这一单一印象，直接影响了他们教育的学生，其结果，就是年青人严重抵触和抗拒的情绪。扭转这一局面需要靠国家的发展和逐步开放，但过程是缓慢的。
“虽然我对特首在施政报告中高调提及‘港独’有所保留，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到社会上讨论。”叶国谦说，香港根本没有能力和条件来进行“港独”，其繁荣靠的是人才，而单靠人才又不能当饭吃，因此，香港靠的是以内地作为腹地，支撑她发挥人才的优势。一些人士对炒作“港独”虽然成不了气候，但对社会稳定确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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