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位列中共开国十大元帅之首，有“红军之父”之称。1927年8月，南昌暴动失败之后，朱德率残部败走。原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龚楚在《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将军回忆录》中的“湘南暴动”章节，记述了南昌暴动失败后，他所见到的朱德。朱德军长穿着全身一色的蓝灰色半新旧的军服，脚踏草鞋，肤色黄中带黑，约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纪已四十过头，体格壮健，行进时步履稳重。从他的外表看来，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将军，恰似一个伙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第二次再见到朱德时，恰逢龚楚被俘逃回来时，战斗仍在进行，“他一见到我时喜极了，但立即指示我由右侧高地进攻，他这种临阵果敢、指挥若定的修养，确证他是一位卓越的战场指挥官，顿使我改变了以前对他的‘伙夫’印象。”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朱德授衔、授勋
一、走投无路的朱德残部
朱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南昌暴动后经过抚州，由抚州出发的那一天的早上。我的部队刚刚集合在大路口的旁边空地，等待革委会的首长们到来，然后行进。
这一天第一批出发的是前卫部队，朱德的第九军，最先行的约有一排武装士兵及几个手上拿着红绿标语的政工人员，接着又是两排士兵，跟着朱德就步行来了，他身后跟随有几名卫士及一个马夫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马，后面便是他们的大队，不到一千人。行进时，政工人员不时高呼口号：“打倒朱培德，拥护朱德！”部队士兵也跟着高叫。我当时觉得这个口号很新鲜！
朱德军长穿着全身一色的蓝灰色半新旧的军服，脚踏草鞋，肤色黄中带黑，约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纪已四十过头，体格壮健，行进时步履稳重。从他的外表看来，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将军，恰似一个伙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是壬田周家排作战之役，当时我营归他指挥（他的第九军只有百多人），他在阵地上的表现，既沉着而又十分坚定。对干部又很和气，当我被俘逃回来时，战斗仍在进行，他一见到我时喜极了，但立即指示我由右侧高地进攻，他这种临阵果敢、指挥若定的修养，确证他是一位卓越的战场指挥官，顿使我改变了以前对他的“伙夫”印象。
当我军占领潮汕时。他留驻韩江西岸丰顺县属的留隍市，对梅县警戒，后由教导团接替他的任务，他才移到三河坝，和二十五师周士第负责对梅县松口警戒。汤坑作战时，梅县方面国军黄绍雄师亦同时向三河坝进攻，他们苦战四日后，驻留隍之教导团一营，得悉汤坑之“贺叶军”失败，遂退至三河坝，与他汇合，但这时已知主力被击败，他便和周士第的二十五师配合当地农民武装继续作战，经过苦战三天，因伤亡惨重，迫得渡过韩江东岸，退入福建九连山区，官兵只存一千多人，稍事整理后，即向赣南流窜，进占信丰县城。
在信丰县城时，朱德曾召开过一次干部会议，坚决主张继续打游击，但当时有部份同志反对，他迫得公开宣布：由各官兵自行决定，如不愿意打游击者，即日可自由离队。会议后，当日自行离队的有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及官兵三百余人。朱德便将部队从新编组，向大庾进发。占领大庾后，休息数日，逃至崇义、上猷两县以西之鹅形、上堡等湘赣边区活动。但那些地区都是贫瘠地方，田地不多，人民穷困。他们千多人的粮食，只好向山村稍有余粮的人家打主意，但很快的便搜刮一尽。时令将届隆冬，山区特别寒冷，官兵的棉衣被盖更无法解决。正在万分焦急彷徨之际，忽然有了一线生机，就是驻韶关的国军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了一个姓何的参谋（是共产党员）带着范的亲笔函件，到鹅形来见朱德。会见时，何参谋说明来意，并向朱德转达范军长对他们的关怀，拟请率部来归，共同为国家效力。
这个从天上飞来的佳音，使朱德大喜过望。答应马上考虑，殷勤款待来使。当晚即与王尔卓、陈毅等高级干部举行会议，商讨是否投降问题。朱德即席说明：“范军长是我少年时候云南讲武周士第原是第四军廿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南昌暴动后升任廿五师师长，贺叶军占领潮汕时，他率师一个团驻三河坝警戒，潮汕失败后，他与朱德率部退入赣南，至信丰时不愿随朱德打游击，离开部队出走，后参加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一九三四年一月再入中央苏区。堂的同学，而且是结拜兄弟，情谊甚深。因他是云南的军队，素为南京政府所歧视，我军由南昌回粤，途经上杭时，范军长曾使专人送信给我，相约：若‘贺叶军’能攻占广州，他（指范石生）即在韶关响应，如‘贺叶军’失败，即请我率部来归。这是他过去的诺言，必不欺我。现在我们的处境极端困难，暂时从权归范，保存实力，将来驻扎曲江，更可与党方取得密切连络。再作打算”。朱德这一主张，即为王尔卓、陈毅等高级干部所同意，因为在当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路走。但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实力，乃向范石生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
一、本部编为一个团，不得分散。军司令部不得干涉人事权。
二、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独立性质，军政治部不得干涉。
三、本团械弹被服要从速补给，并须先发经费一个月，以便开拔赴韶。
这三个条件，由朱德写成覆信，交由来使何参谋带赴韶关。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也派人到鹅形来找朱德，命他率部到广州参加广州暴动。
朱德便决定藉投降范军为名开赴韶关，然后相机行事。
过了十多天，何参谋带着十名武装士兵，押解银洋五千元到鹅形，将范军长覆画与银洋一并交与朱德接收。范军长的覆函：对所提三个条件完全接受，先送银洋五千元作为开拔费用，着即率部到韶北三十里之犂市整训。
朱德接信后即于次日开拔，经大庾、南雄，行军八天，于十二月十九日抵达犂市驻扎。
当朱德率部开赴犂市途中，广州暴动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失败，是以没有参加广州暴动。
广州暴动既失败，朱德即正式接受范石生的改编命令，将该部改编为国军十六军一百四十团。朱德化名为王楷任团长（朱别字玉楷，故改此名），王尔卓为参谋长，陈毅为政冶指导员；第一营营长周子昆，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第三营营长何某。林彪当时在第一营第三连充当连长。
全团官兵有一千二百余人。装备有俄式重机枪两挺，手提机枪四挺，驳壳手枪一百二十余枝，步枪五百余枝。由范石生军长授给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标志的“国民革命军第一百四十团”团旗，被服、经费均如数发给，并补充了六万发步枪子弹。
一切问题解决了，士气亦为之一振。便积极从事部队整训，并暗中进行党的政治教育，准备等待有利的时机再行举事。
韶关以北之犂市，正是北江特委的所在地，特委书记卢克平，是一位慎重而富有思考力的青年。他早就知道朱德部队是“贺叶军”的残部，但不明了朱德本人的意向，所以不敢贸然与他连络，他一面将情况报告省委，一面派人暗窥该团的动态。
有一天，陈毅召集全团军政干部开会，就当前的环境说明此次受范石生收编为国军的策略，大意是说：“……革命是常有波折的，不能全走直线，要适应客观情势来决定我们的革命方法，现在我们就是适应环境，为了保存实力，以求将来的发展，所走的是曲线。但最紧要的是：我们不要为环境所屈服，而忘记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应该担负的伟大任务”。这段话为北江特委所侦悉，这才明白朱德他们这次投降是被迫的，而且并没有放弃党的立场。于是派了一位充任小学教员的同志去设法再向陈毅试探。经过密谈之后，这位小学教员同志便表明身份是北江特委书记派来连络的。陈毅知是党方派来的人，便带他去见朱德，由朱德详细说明了投降经过和投降的条件，同时他表示绝对服从党的命令，请求特委转报省委，指示他们今后的行动，并要求派熟悉地方情形的军事同志前来参加工作。这样，朱德便和北江特委发生了密切关系。在交谈中，朱德知道我已回到乐昌，便请北江特委转知我来犂市会面，及参加军事工作。
北江特委派了一位连络员于十二月廿五日到我家里，找到我的母亲，旋而找到了我。苦闷的我，一听到朱德的消息，喜欢得很。我觉得参加军事工作总比做地方秘密工作有兴趣而适当。于是我即偕来人星夜起程，走了一个通宵，天还没亮，就抵达犂市。稍事休息，即到团部会晤朱德。两人相见，有着说不出时兴奋和喜悦。我化名为林芝，由朱德呈报范石生给我以团附之职，于是我便和朱德共同在一起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我们全团官兵很热烈的庆祝新年。官兵组织剧团，一连三日演出话剧以娱军民。三日上午。朱德应该师师长赵超之邀，到韶关城去会宴，宴后并作麻雀牌游戏。就在该日下午七时许，范石生由广州派专人送给朱德一封最紧急的密函，我连忙和王尔卓、陈毅等会同拆阅，只见信内只有寥寥数字：“请朱德迅速离开犂市，自谋出路”。原来那时广州政局已变，李济琛得悉范石生收编朱德部队，乃严令范石生将朱德缴械，范为顾全与朱德的友谊，所以暗通消息与朱德，叫他立即离开犂市。
朱德在韶关接到我们转知的秘密消息，于次日晨即赶回团部，立即准备行动。召集我和王尔卓、陈毅三人商议今后的行动。
当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只见他跨开双脚背着手，站立在办公室内，脸带愁容，焦急之情，溢于形表。一见我们来到，神态紧切地说：“我们怎么办？”我即提出意见，建议部队先入仁化，然后绕道乐昌经长多村渡过武江，沿乐昌乳源边境大山区入湖南活动。王尔卓立即打开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我即指出行动路线给他们看，但他却主张由犁市沿武江北上，先消灭曲江乐昌边境范石生原受广州之张发奎指挥，嗣因张发奎在广州发起反对李烈钧的护党运动，为张静江、吴敬恒等通电呼吁停止纷争，主张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中央委员会全体预备会议，并电在粤中委赴沪出席，国民党内部纷争遂告一段落。护党运动结束，张发奎、黄琪翔即辞职出国考察。其所属国军第四军三个师及教导第一、二两个师交由第四军军长缪培南率领，请电中央继续北伐，以竟全功。斯时蒋介石已准备复任总司令，复电嘉许，并令该军队北上，开赴南京集中待命，该军队遂于十二月下旬全部出发北上。李济琛、陈铭枢等又回广州，主持军政。五里排之土匪（原是乐昌豪绅地主之武装，后变为土匪），然后沿武水西岸北上湖南。我对王尔卓的意见立即加以说明：（一）那股土匪所在地是靠着广大的瑶民山区，占据着险要山地，背山面水，进攻不易，欲将之消灭，殊费时日，倘后有追兵即不堪设想。（二）仁化有我们的群众基础，并可迷惑追兵的方向，万不得已时亦可由仁化转入湖南，较为安全。
经过我的详细解释后，各人终于同意我的建议。决定照我的行军计划，各自分头准备。当时我和他们共同工作已有八天的时间，我觉得朱德是一个为人纯厚而坦白的人，他对革命充满信心而又热情，意志也很坚定。陈毅是高个子，体格可称魁梧，心直口快，说起话来无所不谈，能言善道，语言风趣，与人相交，很容易使人对他发生好感。王尔卓是湘西人，黄埔军校毕业生，身材矮小，脸型稍长而小。留着披肩的头发，说话时语如连珠，声音清脆，但满口湘西土音。我和他们都相处得很融洽。
为了这次行军计划，虽然各有意见，但当决定了后，我们并没有任何成见藏在心里。
在这时候，我又介绍一位湖南籍朋友胡少海参加本团工作，以便入湘时有所协助。
胡少海是湖南宜章人，曾任国军团长，为人勇敢有为，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是本党的同情者。朱德对此亦很同意。于是将部队紧急集合，同外宣称是“野外演习”。
我们就这样堂而皇之的离开犂市，向仁化进发，下午六时到达仁化董塘墟宿营。我们在董塘墟和当地党的同志以极短的时间，迅速策动农民五百余人，次日向仁化县城进攻，因该县的地方团队毫无准备，只与警戒队稍有接触，便即占领县城。缴获步枪三十二枝。我们即将所缴获的武器分配与参加的农民。在仁化县城住了一天，筹集了二千多元现款。第二天又同驻董塘墟，第三天便继续前进，经乐昌长移村渡过武江，沿乐乳边境的黄坪、大小洞，经五日的行军，进入乳源县北的梅花乡，暂且休息，派出侦察人员，打探坪石及湖南国军的动态，再定行动计划。
二、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
梅花乡是广东乳源县北接壤湖南宜章县的一个行政区的中心市镇，原民党政府的区署，就设在市内。附近农村有三百户以上的人家，良田千亩，四面皆山，一泓流水，处身其间，有令人恬淡安逸之感。当地的区长邓光汉，是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年纪已有三十岁，区署拥有二十多枝步枪，对我们不只全无敌意，且甚好感。我们因行军疲劳，对湖南情况又不明了，故在梅花乡住了五天。在供应粮食和侦察敌情方面，邓区长给我们很多便利和协助。当时我们很想争取他入党，建立以梅花乡为中心的湘粤边区根据地，可是他对共产党总是表示怀疑和恐惧。由于我们积极去争取他，反而促使他逃离了梅花乡，因此增加我们采购粮食和建立与当地民众关系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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