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柴静自制的雾霾调查作品《穹顶之下》在短时间内就赢得社会上超乎想象的广泛关注，掀起了几乎是全民性质的舆论讨论热潮。然而，这一现象在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的其实是中国新闻媒体中独立调查要素的严重缺失，正是因为社会上下已经习惯于生活在假象和臆想之中，才会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独立调查作品《穹顶之下》如一记重磅炸弹在官方和民间同时炸开了锅的现象发生。那么，独立调查究竟是什么？它在现今中国的现状以及面临的尴尬局面又是怎样的呢？
雾霾笼罩下的中国城市上海
特权是精神雾霾的邪恶之源
雾霾流毒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制度、体制的不完善与不健全，也就是说，作为邪恶之源的特权不受控制，政府的权力过大和不受监督造成了社会普遍腐败现象的滋生。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长期的腐败已经形成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庞大利益集团，利益各方相互勾结、推诿、隐瞒，即便是有关人士想要清除腐败，解决问题也很难取得进展，而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作为“天下之公器”的大众媒体，就应当担负起调查员和揭露员的职责，将社会中的黑暗与丑陋曝光在阳光之下。只有先做到清除腐败之“霾”，环境之霾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柴静的演讲中亦一针见血地提到，空中飘满的其实是钱的味道！只有将这层利益链条揭发曝光清除，社会方能脱离深霾重锁之穹顶，重现清明大白之天下。
其实，在一个民主制度健全的正常国度，由独立调查员或独立调查机构站出来揭露某一丑陋社会现象的行为实属常见，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就曾将这类专门揭露美国黑幕的新闻记者称为“扒粪者”，意指其只搜寻美国社会中丑恶的一面而看不到生活中高尚美好的一面。但正是这场声名远扬的“扒粪运动”有力地制止了上世纪初期美国社会上腐败的蔓延，使其躲过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为社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独立媒体作为一种非常重要且成本很低的反腐资源，在揭露社会不公、丑恶现象、腐败的问题上早已取得过斐然的成绩。美国“扒粪运动”中，独立调查记者斯蒂芬斯揭露美国社会腐败的作品《城市的耻辱》、《为自知而斗争》；作家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揭露一些大公司种种恶行的作品《章鱼》、《深渊》；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屠场》揭露出芝加哥肉类工厂的肮脏黑暗令整个美国社会震惊……丑恶的现实激起了民众的觉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无论是立法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还是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种种改良，美国经历了一个时期的调整与转变，重新建立起健康发展之道，社会风气为之焕然一新。
1974年，以揭露社会不公为主旨的美国调查性报道曾揭露尼克松总统在选举过程中的非法行为而直接导致其下台；中国独立调查记者王克勤因发布《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等作品而将多达160的黑色分子送进了监狱……以上事实无不说明，独立媒体和独立调查的运作对维护社会秩序，促进权力透明、体制健全的重要意义。作为社会丑恶问题的揭露者与曝光者，独立媒体与独立调查活动被比作社会的眼睛，而此次媒体人柴静制作的对抗雾霾的作品《穹顶之下》，便是这只眼睛睁开的结果。
或许主要是因为柴静的名人效应，或许《穹顶之下》的出炉离不开官方的支持和默许，然而它的成功却是有目共睹的，在对民众的启蒙上也起到了明显的效果。然而，这类带有名人效应的独立调查作品却远远不能代表也无法说明中国独立调查事业的现状与其遭受到的重重困境。作为一个转型中的民主制度尚不健全的社会，独立调查在媒体行业中的严峻现状，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风雨如晦的中国独立调查之路
在从业人数超过百万的中国新闻行业中，专职的调查记者本身就是凤毛麟角的“稀有品种”。调查记者的定义主要指在新闻媒体行业中，一半以上时间从事调查性报道，主要以社会、时政、财经等领域的负面题材为主，多关乎公共权力滥用和对遮蔽的真相进行突破调查，在排除了特稿记者、对话记者等并非算作独立调查记者的新闻从业者后，即便是用最宽松的定义标准，全国的调查记者也不过只有寥寥数百人。在这数百人的队伍中，尽管其成长经历、年龄背景、职业发展各有差异，但是面对中国社会共同的新闻环境，他们共有的特点是面临职业风险最高，采访突破难度最大，受到职业尊敬最多，新闻作品的影响力也往往最为广泛和有力。一份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指出，拥有较多调查记者的中国媒体主要分为三类：新闻杂志、市场化精英报纸和市场化都市报。在这些主要分布在北上广三地的媒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久战中国揭黑沙场的王克勤和被誉为中国“扒粪者”的调查记者罗昌平。
王克勤曾经指出，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发展历程始于“亚洲最危险的女人”胡舒立。胡舒立于1998年创办的《财经》杂志标志着专业的揭黑报道在中国落地，为中国的财经界和社会各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轰动。本世纪初期是调查性报道最为火热的一段时期，尤其在2003年达到高峰，那一年《南方都市报》记者陈锋采访报道的《公民孙志刚之死》、新华社记者朱玉披露龙胆泻肝丸导致尿毒症，以及王克勤披露的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法制、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然而好景不长，2004年有关部门发布媒体“两跨政策”，严重打击了媒体行业的调查报道，至此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社会几乎销声匿迹。
王克勤本人就是中国调查记者生存环境艰辛不易的一个典型例子。在从业24年间，王克勤先后辗转《甘肃经济日报》、《西部发展报》、《西部商报》、《中国经济时报》、《经济观察报》等多家报纸，几乎每一次都是因为其报道触动了权贵阶层的利益而遭到警告，最后被迫从供职的媒体离职。正是他对于体现人道主义和新闻精神报道的坚持，相传社会上的黑道老大用五百万元买他的人头，王克勤一时成为中国“最贵”的记者。而王克勤“胆大包天”的报道也时不时连累到帮助他推出新闻报道的媒体人士，当时其供职的《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包月阳，就是因为同意签发《山西毒疫苗事件》的报道而被免职。
与王克勤略有不同的另外一名一度是中国最具知名度的调查记者是前《财经》杂志的副主编罗昌平。罗昌平从事媒体工作12年，是做反腐调查最多、报道高官最多的中国记者。而使罗昌平名声大振的一次调查估计要数2013年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被抓一案。因为长期与腐败作斗争，罗昌平也受到过许多次不同程度的人身威胁，官方更是公然对其和与报道相关的记者进行暗中调查、对其亲属进行人身威胁。2006年，因为披露纪检机关“双规”手段，罗昌平不得不离开其已经升任深度报道主编的《新京报》。面对日渐凋敝的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罗昌平惋惜地指出：中国做硬新闻的媒体太少，致力于严肃调查报道的记者不过50人，无论是对民众和决策者都十分不利。而社交媒体使得民众更愿意看热闹而非做实际调查，这也是中国调查新闻业的一个悲哀。
与柴静、崔永元等具有较大名气的媒体人不同，这些独立调查记者通常是以一己之力与中国社会种种问题和既得利益集团作正面交锋，他们往往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为社会和民众带来一点珍贵的真相，却常常因为权贵的压制和种种原因受到打压和伤害。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和保护，他们在官方与民间的夹缝中生存，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尴尬存在。穹顶之下的独立调查将何去何从
面对精神方面的雾霾，面对压制在独立调查之上的穹顶，中国的独立调查环境要想有所改善困难重重。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互联网环境的混乱和民众普遍对独立调查概念的缺失，就更使得这一小批调查记者举步维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独立调查在中国便没有发展的前景和可能。调查，是为了找出原因，还原真相。找出并惩罚责任人当然是一个目的，但更重要的是能够堵塞漏洞，在今后能将伤害降至最低；而独立，是为了避免利益相关部门牵涉其中，造成调查结果本身的失真。独立调查可以在尽可能的基础上透过大量事实的搜集分析，以更广泛的角度和相对客观的视角使调查更具有公信力。独立调查的性质决定了它对于社会公正和约束政府权力、限制特权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保护和鼓励中国独立调查的发展就成了一件利国利民且迫在眉睫的事情。在中国，除了雾霾，还有更多的公共领域----例如食品安全问题，水污染等等，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因此除了寄希望于政府部门出面监督干预外，独立调查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倒逼机制，可以更好地推动社会改革，促进社会的进步。
在发展中国的独立调查方面，国际上不乏可供借鉴的例子。无论是美国著名的“扒粪运动”，香港的《调查委员会条例》、欧盟成员国的独立铁路事故调查体系、英国通过立法成立的铁路事故调查部（RAIB）、美国独立于交通部存在的交通事务安全理事会等等，皆可以作为中国独立调查学习借鉴的方向。
推动社会关心独立调查群体的现状、为中国独立调查的未来寻找出路，还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第一，作为独立调查者，应当继续保持其独立性，努力做历史真相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新闻媒体行业也应给予这类调查记者以更多的支持和保护，鼓励更多的媒体从业人员加入和壮大这支队伍；第二，合理化独立调查和官方之间的关系，既应该保持与官方的距离，又不能完全脱离官方的法律和管制，从某种程度上讲，独立调查与政府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既可以相互促进又可能存在冲突的关系。独立调查能走多远，得看这个政府的制度健全程度，社会发展程度和民众的成熟程度，但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与官方的协作更能够保证和促进独立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三，独立调查的长期存在和可持续绝不能单纯靠个别人的使命感和正义感，而应该有一种自然竞争的市场形成的利益机制，也就是说，不能够认为媒体调查就是在做公益事业，没有任何的利益取得才叫独立调查。事实上，学者雷颐就曾经指出：“媒体靠揭露腐败谋利不仅正常，而且这可能是一种更持久、更普遍、更强大的反腐动力，因为道德高尚、有强烈正义感、甘冒种种风险而不计得失反对腐败的‘媒体人’毕竟是少数。媒体、媒体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诉求。甚至，为了销量，某些媒体、媒体人会选择不择手段、违反基本职业道德。媒体负有监督的使命，然而，谁又来监督媒体？其实大量事实表明，正是媒体间的自由竞争，揭露了某些媒体的不道德。媒体间因竞争而形成的互相监督，是媒体保持自洁的重要机制。”总而言之，加强独立调查本身的专业性和系统训练，与官方保持恰当的距离，建立独立调查激励制度，有效保护调查记者人身财产安全，建立市场化的自然竞争与利益机制，是推动中国独立调查事业充分发展，发挥其揭露社会不公，推动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发展作用的有效也是必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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