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六四事件改写了中国历史，上至中共总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无论身份高低，在枪响的那一刻，都无力阻止悲剧的发生。虽然已距今近26年的事件，但经历过那次大事件的亲历者仍不忘披露更多的真相。香港《开发杂志》2013年6月号刊发自由撰稿人傅国涌的文章《二十四年了》，据文中披露，在真相面前，“左”如姚雪垠也骂出了“法西斯”。并指出六四事件“与‘三一八’‘四一二’不同，这是史无前例的一场杀戮，不只是千百个的生命被子弹击中，猝然倒下，而是整个民族被子弹击中了，是整个文明史被子弹击穿了。”
六四事件期间，示威学生劝说解放军战士回家
二十四年，三个抗日战争也打完了，持续八年的抗战被称为持久战，如今距离“六四”三个八年也过去了，长街的血迹早已湮没在盛世的鲜花和谎言中，被虐杀的不仅是活的生命，被虐杀的更是整个民族的记忆，对他们而言，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殷红的鲜血只是他们盛宴上助兴的酒，强权以为不仅可以只手遮天，而且可以遮断历史，遮断未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按他们的意志进行。
在这里，吴思先生计算出的“平反周期律”完全失效，他以明朝为例，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八年，因为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十六点二年，当然也有长达几十年执政的皇帝，那就要拖几十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
老左作家姚雪垠大骂法西斯
二十四年来，无数善良的人们曾一天天善意的期待“平反”的来临，期待着统治者的自我觉悟，至少是从利弊计算、长远考虑出发，主动为“六四”平反。二十四年等来的是竹篮打水，二十四年等来的是水泥浇铸的地面，连鲁迅时代期待的石板下长出青草的可能性也几乎被掐掉了。诚然，“六四”不是什么“冤案”，而是惨剧，不是一般的惨剧，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惨无人道的惊天惨剧，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伤口，动用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和坦克、装甲车对付手无寸铁的本国民众，漫无目标的扫射、杀戮，已经远超出了镇压、维护权力秩序的范围。那些木樨地高楼上无辜的受死者就是最有力的证据。罗孚先生的回忆录《北京十年》中有一篇《部长楼前子弹飞》，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以“左”著称，他因为住在木樨地“部长楼”，在“六四”这件事上却“左”不起来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八点----
“天已经黑了，人声鼎沸中开始听到了枪声。‘部长楼’也开始了不安，枪声越来越密，子弹也射进‘部长楼’。
这时姚雪垠家中保姆正走向窗前，向热水瓶加进刚烧好的开水，忽然“哎呦”一声，有人倒地，叫声和倒地声惊动了老作家，他举目一看，倒下去的正是他家的保姆。他连忙惊动家人，把保姆向相邻的复兴医院送。戒严部队为了驱散‘暴徒’----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之徒，举枪时上时下，时东时西地扫射；又为了警告市民们不要伸头张望，高楼上只要有身影在窗前出现，他们就向影子开枪。这一来，许多家的屋中人都成了他们的射击目标----中弹的靶子。
我记不清了，也许不是姚家的保姆中弹负伤，而是邻家的保姆流血倒地，反正都一样，都惊动了姚雪垠，使他又气又恨，连声大骂‘法西斯’！一边骂，一边被家人拉出大门，走进电梯，躲避子弹，因为屋子里不时有子弹飞进来，而电梯却没有成为靶子，门也较窗玻璃厚些，可以抵挡一下飞来的子弹。
这一晚以后，他还是时有骂声：“法西斯！法西斯！太不像话了！连段祺瑞都没有这个样子向大学生们大举开枪呢！”（罗孚《北京十年》，天地图书公司二○一一年版）
木樨地二十二楼一位副检察长的女婿在自家厨房里被射杀。北京玻璃四厂职员、劳动模范、北京市人大代表宋宝生在木樨地家中休息，听到枪声起来关窗户被射杀。住在木樨地水利科学院对门的干休所的退伍军人马承芬，在自家楼下的台阶上和邻居说话，军队突然朝胡同里的居民扫射，她被乱枪击中身亡。（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开放出版社二○○五年版）
这只是已知的真相一角，更多的真相还被遮蔽着。原本与臧克家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近的姚雪垠，在这件事上却意见相左了，因为他是目击者，他亲睹了“六四”开枪杀害无辜者的真相，所以他说：“法西斯！这个样子就是法西斯！是这个样子的法西斯！”（罗孚《北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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