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颓废主义征兆：拥有57年历史，成立于1958年的香港最大学界组识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于近日正式分裂。创会成员之一的香港大学发起了校内公开投票，通过了香港大学学生会退出学联的动议，而且也已经引发了香港其他几所高等院校考虑“退联”。这个事件本身直接的效果或许并非清晰可见，但这是一个征兆，指向了一个我们必须思考的危机，即一代本来对社会具体变革抱有希望的年青人迷失一切行动的方向，也就是没有真正关心如何领导群众的欲望。
学联代表在香港占领运动期间曾与港府代表进行对话
我们由学联的历史中会见到，学联因其思维局限而产生了几个行动方向上的错误（或可说根本没有方向），无法合适地定位自身，而学联所设想的中港关系因此而暧昧不清，也因此其行动理念和行动所表达的社会意义也不明确，其实这个思维局限并非学联独有，而是一整代香港年青知识分子或社运人士犯下的错误，同时也是一个必须克服的困境。
先说学联分裂的近因。在香港雨伞运动中，学联提出升级行动，但同时对外公告行动时间，使警方有充足时间布防，升级行动被阻止。事后学联承认他们并没有升级行动的决心，因此而被指背叛运动而引起不满。而且学联行政方式和财务数据一直对外闭封，2006年曾承诺改善而事后却不了了之。两个因素的结合产生了学联分裂的近因。
港大学生会退出学联关注组在2014年12月23日发布的公告中表示，
“雨伞运动中学联虽屡屡部署不当，但人皆有错，此并非我们倡议港大退联主因。究其根本，在于学联的路线及体制缺憾，难以内部改革根治。学联以“建设民主中国”为纲，执迷大中华主义，限于单一政治理念。随着本土意识日涨，此等纲领甚具争议，却已在学联内部根深蒂固，难有改变。”
虽然“港大学生会退出学联关注组”（即公投的发起组织）同时强调他们并非本土派。但我们看到，学联作为传统的学运组识在运动后失去了支持，在大学中更多人开始转向关注“本土意识”，是学联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结合起港大内本土主义的兴起，现在的问题是，为何本土派会成功取代学联成为香港大学中的主流思想? 而本来偏向左派的学联在这风风雨雨的几年却如此失势？学联曾经是被视为“根正苗红”的左派学生组织，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支持包括文革在内的各种国内运动。追溯到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中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对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全面批评几引起共产主义世界的分裂，这使中国得到机会，成为一个可以和苏联相比的共产主义领导国家，加上民族情结，香港左派学子自然地都会是支持共和国政权的。但之后苏联解体，共和国也发生了一连串历史大灾难，香港知识分子对共和国政权产生恐惧，失去信心，对国家的未来产生疑问，思考方向出现真空，而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自然地取代了社会主义而成为知识分子的新思考方向，这是合理的。也因此学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而支持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这个转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代表了香港学界对共和国政权失去信心的表现，也是导致香港今天局面的历史原因。
但即使转而支持民运，放弃社会主义的思考，学联和一众传统的民间组织和政党依然保持住一种和内地的情意上的连结，这是重点。说回到学联，他们一直都是抱持“放眼世界，关心社会，建设民主中国，争取同学权益”作为口号，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单纯的口号（而且是一个他们自已都不敢再叫的口号），因为他们没有在历史和政经关系改变的情况下重新思考内地和香港的关系。其实，共和国的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建设不再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他们在使人颓废的西方自由主义的视野下（当然西方自由主义的当权者本身并不颓废）欠缺思考的资源和经历，也欠缺担当起这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责和定位（但这真的确是一个重责，现代世界已经失去了对社会建设的想象，而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正是要在这个困难的局面中，在当代自由主义和国内与国际政经权关系中重新思考文明的方向）。
本土主义正正是在这个局面兴起的自然现象，由于失去了对社会建设的想象，社会关系的改革也无从说起，社会资源和生产数据被垄断和解决也因此被下意识地无视了，但年青人却因此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充满愤怒，他们需要一个容易理解，而且可以实时行动的原因。在此香港现在流行的“中港矛盾”就出现了，对共和国的不信任和恐惧转生成为排斥内地的非理性思想。就这是非理性，并不是说其中没有任何正确性，的确，内地和香港的经济交流和旅客活动，对香港做成了压力，而且是极需处理的问题，但推动这堆“正确的”议题的“真理”却仅仅是出于负面的非理性的恐惧，而更同时是对真正改革的无力的表达-因为没可能可以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和的生产资料的垄断----所以只好干些可以干的事，攻击一些可以攻击的对象-内地人。行动停留在空洞的政治上，实际上表现出回避真接面对社会真正的内部矛盾。但是，本土派比起传统组织例如学联，他们更能引起一种民粹式的动员力，本土派易于理解----我们有一个敌人，就是内地人，因此我们有一个身份，就是香港人（幻想中的美好的八十年代香港人形象）。此情况下民粹式的本土主义，通过把社会问题简化和解释为“一切都是大陆人的错”“没有大陆人，香港的生活就会好起来”对广大失去向上流动机会的年青人非常吸引，因为这给予他们一个改变的空洞希望。而学联等传统组织没有能力去分析和重新反思中港关系，也因此在社会角色上定位不明确，在本土主义的攻击下，他们也不敢正面地举出中港关系，因为他们自已也想不清这到底应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他们因此没有为人们提供理解社会问题所需要的整体性图式，也没有正确地指出真正的社会矛盾是什么。
正如法国思想家巴迪欧（Alain Badiou）所言：“在每一种法西斯主义背后，都有一个失败的革命”。本土民粹的兴起，使得社会思考停留在抽象的对立和政治问题，而其非理性的本质也使得反思真正的中港关系更加困难，学联的分裂就征兆出这个困局，除了一种暧昧的而且正受到质疑的民主情结外，人们没有更多实际内容和资源去思考香港的发展和真正的中港关系应该要如何，香港社会将会如何关连到共和国的进一步改革。因此，即使表面上学联理念上的内容是正确的，但它是空洞的，因为它无力如本土主义一样响应当前的社会问题。
传统中港关系被本土民粹挑战，而前者也没有能力和视野去响应当前的社会问题，面对社会迫切的压力和问题。举一个实例说明情况，2014年香港的接待旅客逾6,000万人次（没计算不过夜的旅客3,300万人次），相比起2013年全球最多外访旅客的城市伦敦，香港的过夜旅客密度比伦敦高出三成（伦敦有国际旅客1,680万和英国本土过夜1,230万，香港2014年有国际旅客860万和内地过夜旅客1,910万人次，相差无几但香港面积比伦敦小）。旅客与水货客已经对香港构成比较大的困扰。笔者一星期平均会在街上见到两次港人和内地旅客的冲突，如果我一个人身边都已经有这么多冲突发生，社会宏观上的情况定不乐观。
传统思想界限在此就明白地出现了。本土保守主义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图象，把社会的不满能量都聚焦在“外来敌人”，这非常有效。原因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在的无力，今天社会中“解放”这个概念失去了普世性，自主和改革在政治上也失去了意义，所以现在只有以“文化”为中心的身份认同和保守主义就变得非常有吸引力，难听点说，人们在这个范畴中找到让自已爆发不满的空间，从而得到存在感。而学联等的传统思想，即依然对共和国有住情感上的连系，但却也只是一种欠缺思考的习惯，无力深入思考在当前局面下香港和内地不可分离的复杂关系，香港如何在当前重新定位自已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香港和内地的改革的关系，香港内部的经济问题如何和内地的经济情况的改变有关（例如，香港的高楼价和内地热钱的流入相关，而这些热钱又是由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运作和危机中产生的，在此不作详细讨论）。这些形形式式的结构如何透过一些比本土派更强大的用词来激起民众的认同，才是当今带领社会运动的重点，即是要比本土派更能创造接地气和激起群众欲望的形象和用辞，同时也能领导他们不只停留在纯粹的情绪爆发并真正了解问题的症结，才能脱离从自由主义而带来的颓废主义，切合香港的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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