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生前自己填的表格上,都是192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比他实际入党时间要少一年半。1991年10月,周恩来的行政秘书何谦回忆说:中共八大召开周恩来填表时,我曾告诉他,毛泽东和董必武原来的入党时间都是1921年,现在他们都已改填为1920年了。周恩来一听马上回答说:“我的党龄不能和当时在国内的毛主席和董老比,他们都参加了党的一大,是我们党的创始人。”

1937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共到武汉从事抗日
在伟人周恩来生前自己填的表格上,都是192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比他实际入党时间要少一年半。周恩来到底是怎么入党的?他为什么要少报党龄呢?现在改过来了吗?把这个历史事实澄清于广大读者,足以见证周恩来的一贯谨慎和谦虚。
周恩来是怎么入党的
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因旅日时接触国内的《新青年》和日本的《社会问题研究》等杂志而逐步形成的。而他下决心要做一名共产主义者则是在天津领导五四爱国运动遭反动当局逮捕的狱中。他自己曾说过,“思想是擅动于狱中”。
决心下了之后,他就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去,名曰“勤工俭学”,实质他已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者。所以,待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到欧洲后找他谈话时,他就表示了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据张申府后来回忆,“我是1921年的第一天到达巴黎的!”“同时我也着手组织中共小组。我招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这就清楚地说明,周恩来是192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之初,还没有后来的自己写申请、组织考察、填表、党小组、党支部开会通过、宣誓、转正等一系列程序。像周恩来入党时,就是由张申府找周恩来谈两次话,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是相约到柏林万赛湖,以游湖为掩护谈周恩来入党事情的。谈过话后,张申府认为可以,就向国内的陈独秀写一封信,告诉他已发展周恩来为中共党员了。“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中共小组在1921年的创立经过”。可以说,介绍周恩来入党是张申府一生最引以为荣耀的事。
周恩来为啥要少报党龄
人们通常都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视为自己获得的第二次生命。周恩来也不例外,以他的聪明睿智和超人的记忆力是绝不会忘掉自己的入党时间的。但他在党的七大召开前与会代表填写的党员登记表上写的是“1922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其介绍人为张申府、刘清扬”。
1991年10月,笔者为筹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在北京拜访了当时还健在的跟随周恩来20多年的行政秘书何谦。何老深情地回忆说,到党的八大召开时,总理(指周恩来)填表时我曾告诉他,毛主席和董老(指董必武)原来的入党时间都是1921年,现在他们都已改填为1920年了。总理一听马上回答说:“我的党龄不能和当时在国内的毛主席和董老比,他们都参加了党的一大,是我们党的创始人。”
周恩来这番话的意思很明白,因为他没能参加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他就不能排在我们党的创始人行列,在党内的资历上也就应该比毛泽东、董必武他们晚一些。这就是周恩来在处理自己问题时的一贯做法:宁可委屈一点自己,也一定要尊重别人。
周恩来的党龄是怎么改过来的
上个世纪的80年代,海峡两岸逐步恢复了交流。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时的好友赵光宸的子女返回大陆探亲,并带回了几张历史照片。这些照片中就有张申府、刘清扬和赵光宸4人当年在德国柏林万赛湖上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谈周恩来入党问题的珍贵照片。这些照片是当时拍好后被赵光宸1949年带去台湾的。据赵光宸的大女儿、也是赵家唯一留在大陆的、当时在安徽马鞍山供电局工作的赵忠绮对笔者说,她曾经和台湾回来的弟妹们一起去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看望姑姑邓颖超,向姑姑展示了那几张照片。因为赵光宸也已去世多年,所以赵忠绮提出把照片留给姑姑做个纪念。邓颖超告诉她,这几张照片能保存下来很不容易,还是送给中央文献研究室,好进行深入研究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赵忠绮就把由其弟妹们带回的6帧珍贵的历史照片全部捐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笔者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作和退休后的十多年里,曾多次赴京拜访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有关专家和学者以及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据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多年、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郑淑芸对笔者说,夏之栩当年也曾是中共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来的成员,她是中共早期领导人、革命烈士赵世炎的夫人。在看到张申府、刘清扬等在柏林游湖的那张照片后,曾陷入深思,认为周总理太谦虚了,他的入党时间明明是1921年,怎么能算1922年呢?他也应该和国内建党前各个党小组的党员一样计算党龄才对。于是,夏之栩老人特意为这事向中央写了信,郑重地提出了她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中央收到夏之栩的信后,胡耀邦总书记就批示给中央组织部,要求中组部组织调查。中组部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党史研究室等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最终同意重新确定周恩来入党时间为1921年并得到中央的同意。
周恩来生前少报一年半党龄的事见证了他是一位谦虚谨慎的中共党员。
附:半指禅:关于周恩来总理“少报党龄”问题
“据张申府回忆,‘我是1921年的第一天到达巴黎的!’‘同时我也着手组织中共小组。我招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这清楚地说明,周恩来是192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为啥要少报党龄》,载《作家文摘》2011年12月2日第11版,作者为秦九凤。原载于《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第4期)
该文接着说,党的八大召开,周恩来填表时,何谦(时任周总理行政秘书)曾告诉周,“毛主席和董老(指董必武)原来的入党时间都是1921年,现在他们都已改填为1920年了。总理一听马上回答说:‘我的党龄不能和当时在国内的毛主席和董老比,他们都参加了党的一大,是我们党的创始人。’”
文章作者说,“周恩来这番话的意思很明白,因为他没能参加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他就不能排在我们党的创始人行列,在党内的资历上也就应该比毛泽东、董必武他们晚一些。这就是周恩来在处理自己问题时的一贯做法:宁可委屈一点自己,也一定要尊重别人。”
拜读了以上文字,我产生了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文章作者对周恩来“少报党龄”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不够科学不够严谨的地方,并且还有过度解读之嫌。作为老革命家的周恩来,什么时候加入中共党组织,党龄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这并不牵涉到确定谁是“党的创始人”这个问题。这只关系到事实和证据,也并不存在“党龄不能和当时在国内的毛主席和董老比”的问题,更何况改填为1921年2月以后,更早的还有1920年的毛和董呢。周恩来总理不肯改填为1921年,如果不是证据不足,心里没底,这样做那是不足为训的。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但是,“人民的好总理”也还是“人”而不是“神”!经过了几十年岁月,当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以后,还要为尊者讳,我以为那是非理性的因而也是并不恰当的。周恩来总理“少报党龄”,不仅是“委屈一点自己”,更是“委屈”了党史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委屈”了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就是我上文说到的“不足为训”的理由。
至于文章作者把“少报党龄”这件事联系到周恩来总理“宁可委屈一点自己,也一定要尊重别人”的品德,那简直就有点顾此失彼了。请问:就算周恩来按照事实改成了1921年加入党组织,跟“尊重别人”有什么相干呢?难道这样做了,就不尊重别人了吗?毛泽东和董必武都是1920年加入党组织,而且还都是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代表,有什么必要去介意谁比自己晚了一年还是两年加入党组织呢?这样的思维方式,不是反而有点“不尊重别人”了吗?
诚然,周恩来总理不仅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而且也是一位对于人性的缺点有着深刻洞察的人。完全可以断定,他“少报党龄”的做法,总是有其自己的理由的。我想,党内生活的不正常,也许早就养成了他一遇到敏感的人与事,先就作退一步想的思维定势。我想,个人迷信的毒液真是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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