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两会”正在北京如火如荼地召开，身兼全国港澳工作小组协调小组组长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4日在会见港澳政协委员时提及“两件大事、两个硬任务和三点期望”，其中，张所说的在过去一年中香港发生的“两件大事”，是指占中行动和人大常委会公布香港普选框架。而对爱国爱港力量提出的“两个硬任务”则包括迎接好今年下半年进行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以及尽一切努力令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在立法会获得通过。
香港市民高举占中三子头像漫画支持警察执法
至于“三点期望”，张德江强调，香港要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方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实质和内涵、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确保一国两制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致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特区的繁荣稳定；港人要积极释放正能量，不断促进香港与内地民众的团结和谐。而他在会晤港区人大代表时则更加明确地表示，任何公然鼓吹港独的言行，都不可容忍。对于张德江的上述表态，有熟悉中港政情的分析人士指出，与往年相比，中央领导人今年的态度明显更加有针对性，即重点针对香港社会在过去一年中呈现出的病态作出相对的指引。而尽管这种病态在社会上具体呈现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就是“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香港的2014年，那么这个词无疑是“抗争”，一种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抗争。事实上，从2014年9月28日占中运动爆发直至今日，在一个表象的层面上，我们所看到香港社会的种种爆发出来的情绪、行为以及言论，无不体现出抗争的元素。而这种抗争体现出的其实就是一种病征，如果我们相信这些病征背后的原因拥有一种深层结构，同时又愿意科学地从调查整个脉落的态度来探讨这些病征背后的病理的话，占中运动等一系列事件的真正目的才有机会被社会深刻反思。“叶公好龙”的犬儒逻辑常伴香港
回到占中运动的开始，从2013年年初开始酝酿对整个运动的想像，到2014年9月28日因为 “双学”重夺公民广场及罢课意外地激发一直“只闻楼梯响”的所谓“公民抗命”的占中运动，三名运动的发起人的态度恰恰代表了他们所代表的香港中产阶层的价值观及对运动的想像，而从主流媒体对这帮一直人的正面评价，也就能看出它们便是那种支配着香港的意识形态----犬儒主义的逻辑。这里先对当代犬儒主义（Cynicism）作厘清，这里指的不是古希腊从苏格拉底直接传承的那种犬儒主义哲学门派的思想，而是关于这个名词在西方思想的历史转变中改变了的当代含意，其意为对一事情的真伪或成败（结果）并不在乎但同时却在乎对该事情的姿态。中国典故中对这种姿态的表述最为精辟，例如“叶公好龙”这个故事便恰恰道出了这种那种只重 “姿态”而不重“结果”的态度。
我们回顾一下运动爆发的那一天，当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时，“占中三子”的姿态断然便是那种龙真来了便吓呆的反应，当他们表示 “从一开始计划这运动时并没有预料到会发展成这样”时，那倒不如说他们一开始便没有想过“真来”，这个“占中运动”对他们及支持他们的媒体和群众来说，只不过是放在叶公家中各式各样具有龙的形象的画和石像，它们并不是一种 “运动”，而是一种僵化和静止的无机体，但是如果一旦这些他们时常挂在口中的无机体一旦活起来、运动起来，他们便会反应不过来，甚至吓傻了。这便当今的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一种在西方社会普偏现象，当中一些思想家如齐泽克（Slavoj Zizek）、巴迪欧（Alain Badiou）、斯杜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便是批判这种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他们激进地揭示了西方社会在后意识形态论述下那种犬儒态度，即反抗变了纯粹反抗的姿态，也就是 “为反抗而反抗”，并借此达到社会对他们纯洁无邪的反抗者“圣人”形像，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犬儒主义政客有一种总偏向于把反抗的权力交给 “小孩”和“学生”来代理的征兆，彷佛只有小孩和学生的形象才有可能不沾任何政治的污秽，这种洁癖也能在那些发起人最近向警方自首的行为中看到。这些犬儒逻辑的征兆，也不是从占中第一天才表现出来，回看香港在回归后的种种所谓抗争，又有哪一次不是“点到即指”呢？而且更是越来越偏向把这些“表演式抗争”交给小孩和学生，但这种征兆对只会使群众对要香港实际要进行的改革转移视线。这便是一种他们把整个运动误认为可为一种有用的姿态（当然犬儒主义者根本没有想过什么是真正有用，重点是别人认同他们是个纯洁的人），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恰恰误认了他们要求的目的，试问他们用错误的工具又如何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呢？对西方民主制的迷信而漠视群众
其次是，到底占中运动所追求的所谓普选究竟具有何种真实意义？从回归以来，犬儒主义者一直要求西方民主制在香港落实，但他们对这种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欠缺具体的研究，当然，这种对西方代议民主制度去历史化的（dehistoricialized)想像，也是英国殖民主义遗下的病征（这伴随的是以“自由的个人”来洗脑），而这种病征同时又是对西方民主制的迷信（当中欠缺对民主制背后的预设的历史研究）。既然犬儒主义是那种只求姿态不求目的的叶公，那么民主制也不过只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真正可以落实社会平等的工具。他们没有看到，在西方的民主制度背后的真正逻辑是，政府只不过是财阀控制的影画戏，难道他们不能发现，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主张根本没有分别吗？它们当中那一个党可以对疯狂私营化的市场逻辑说不？这些问题在香港的主流媒体及犬儒政客口中何时出现过？基于这种对西方民主制的执迷，占中人士才会和另一些香港群众之间产生矛盾，其原因在于这次运动根本没有落实到真正的民生问题。占中者不清楚自己究竟要做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对历史进行深入调查）、自己真正诉求的又是什么（因为对“自由的个人”和普选的迷信），这也就是没有想过香港或别人真正要的是什么根本的改变。香港的民怨爆发显然不是仅仅基于对普选的诉求引起的，而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高通胀率、地价高、产业单一化，因为这些才是实际的原因。没有正视这些问题，就不可能提出我们的社会应当如何改变的思考，而单纯地说香港要落实所谓（荒谬的）国际标准的西方代议民主制普选，只会漠视整个社会的具体结构性问题。换个角度看，这次运动无法触及深层的经济民生与政治关系，是基于对群众不信任，所以运动的目标变成了抽象的口号﹣普选，而又因其目的的抽象性而更加难以争取群众，并最终制造了群众分裂，这造成很多反占中者和占中者冲突。因此之故，如何能掌握群众路线往往是整个运动的成败关键。
正如《毛主席语录》中第11节的《论联合政府》中所说：“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另外，毛泽东在1943年的《组织起来》中也说：“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第一条是说，我们要避免只遵从个人美好的意愿，而漠视群众对此意愿的理解；而第二条则是告诫我们要调查群众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要将你的理论通过宣传而带给群众，要能号召群众并使群众可以实行。只可惜英国殖民化政策却把香港变成一个去历史化的大都会，因而对前人的思维和实践一窍不通，毛对于群众路线这种很值得借鉴的论述又怎何能在那些犬儒主义者的理论和行动框架中出现？难道普选真的是群众的意愿吗？而这帮行动的发起人又真的愿意调查群众的欲望吗？除了学生和中产外，香港最大基数的群众是哪些？传媒又是选择性地把焦点放在哪些人身上？而那些才是在这个运动中被压抑了的声音？总括来说，我们不难发现，香港今天的征兆，恰恰和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这种犬儒主义和占中的发起人荒旦地到警署自首是不谋而合的，这种表演式政治正在腐化整个运动中的人和事，也正如我们可以见到有“80后”和“90后”的年青参与者在占领地区打麻将和火锅，这种不认真的态度让我们质疑，到底这个运动是一场表演或游戏，还是真正为港人谋福的行动，参与者到底知不知道基层市民的诉求？而传媒又往往把他们的表演透过摄录机或动画片无限放大，使参与者眼中没有别人只有自己，而另一个我们看到更大的危机是香港一群所谓支持本土文化的民粹主义者正在透过这群犬儒主义续渐被人所厌恶而借机助大。在政改进入最关键时刻的当下，这不但是中央政府最为警惕的，也是人们最应该担心的，同时也可能是继犬儒主义式征兆过后另一种更病态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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