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认为，习近平上台以后收紧了对中国的权力控制，使得中国人权状况恶化，这将影响中国的未来走向，也将对美国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的基本预设形成挑战。
习近平被认为收紧了对中国的权力控制
《华盛顿邮报》3月8日发表题为《一个更为复杂的中国》（A More Complex China）的评论文章抨击中国人权问题，文章称，中国开放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基本策略现在面临考验，因为事实证明，搁置人权和法制议题发展经济和政治关系是不可能的。
文章写道：至少从短期来看，普京的破坏行为最大的受益者可能是中国。这不仅是因为在欧洲市场受阻以后，普京更容易在与中国的天然气谈判当中让步，而且还因为现在在俄罗斯的对比下中国变成了较好的那一个----考虑到中国长期以来在公民社会以及公民自由方面饱受诟病，这并不容易。
在俄罗斯侵略、占领邻国并且为此反复撒谎以后，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挑衅看起来就微不足道了。在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在距克里姆林宫几步之遥的地方被枪杀以后，中国对于人权活动家的镇压和囚禁看上去简直是文明的。
然而，与普京的所有野蛮行径相较，中国或许才对民主世界----以及对下一个美国总统----构成更大挑战，因为它的转向镇压已经动摇了几十年前中国刚刚对世界开放的时候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基本预设。
现在，镇压本身不再是辩论的主题。“人权观察”组织最近在它的年度报告当中说，2014年习近平以及中共“发动了过去十年以来最为严峻的由政治动机驱使的调查、审讯和监禁行为，引发了对于批评的严重不宽容。”从邓小平的改革开始，中共的控制力就和“扩大公民和社会的空间”相同步，管制放松的倾向终结于2007年，在北京奥运临近以后，中国就开始走向相反方向，而这一趋势在习近平两年前上台以后加速了。
中共官员开始重申对高校的意识形态控制。他们管制那些敢于批评体制的媒体。数以万计的安全部门间谍潜伏在网络当中，以增强人们对体制的忠诚。中国的国内安全预算不久前已经超过了同样在快速增长的国防预算。
香港“人权观察”的一位研究者则说，当局正在逮捕许多最受尊敬的律师和人权活动家，过去他们的活动是受到鼓励或者至少是获得容忍的，并且他们也被认为不容易被逮捕。如今当局所要传递的信息是，“没有人是安全的”。
曾获多项国际奖项的杰出记者、七十岁的高宇（音）2014年春天被逮捕，广受尊敬的律师、曾为艺术家艾未未等名人辩护的五十岁的浦志强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诺贝尔奖不是护身符：刘晓波仍然因为他和平支持民主的行动而被监禁。年龄也同样不是护身符：81岁的黄泽荣因公布历史上中共清洗受害者的回忆录而触怒当局，最近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五个月监禁。
在长期意义上，这是中国遭遇的首要问题。中国公民增长的自由促进了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而如果中国人的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遭到阻碍，如果他们无法与其他人、以及外部世界自由交流，就很难想象中国能够保持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当最为文明和进步的力量----渐进的、和平自由化的支持者遭到压制，那么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最为丑陋的民族主义和不宽容的声音就会逐渐得势。
所有这些都阻碍了华盛顿此前的理想化预设，即西方的参与----包括贸易、投资、学生交换在内----最终将无可避免地推进中国逐渐接近民主的过程，并使得中国接受国际准则。克林顿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决定通过中美贸易正常化，而其后的两届美国政府继承了它。
他们同时也假设，人权议题以及法制规则可以暂时放到一边，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发展应当在更重要的轨道上畅通无阻。
如今事情很显然，这二者并不能简单分开。美国的技术公司被驱逐出中国，而政治控制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动机难以分离。中国记者在美国受到欢迎，但中国则检查和挑选他们所能报道的关于北京的东西----同时也挑选中国人所能阅读的新闻网站。在商业上这种趋势也同样明显，国企受到的党的控制比十年前更多，而不是更少，假装它们服从资本主义一般规则有什么意义呢？从网络安全到反恐，以及其他，中国体制的性质决定了中美的合作是冒险的。
考虑到两国之间已经形成的经济联系，目前已经不能放弃中美的接触，但对于下一届美国总统来说，找到一种正确的方式来跟一个正在崛起中、正在书写它自己的规则的大国进行接触，这可能是比拯救乌克兰更艰难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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