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与德国进行亲密合作，两国进入了一段“蜜月期”。此时德国派军事顾问团来华指导国民政府训练军队，并开展中德贸易，以德国的先进武器换取中国的钨砂矿。国军经过几年的训练，战斗力大大提升，有效地提高了抗战中的中国抵抗日军侵略的能力，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
1928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完成北伐。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步步紧逼，先后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有鉴于此，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的工业需要中国钨砂矿的稳定供应。这个彼此依赖的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这一时期中德两国亲密合作，共同发展，被称为中德合作的“蜜月期”。虽然这段蜜月期自1933年1月30日纳粹当政开始到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而结束，只持续了不到4年时间，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也到19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显著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侵略的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使德国丧失了海外所有的殖民地，这也意味着失去了军事工业中重要的原材料----钨砂矿的供应地。在军事工业中，钨砂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制造钨合金钢的关键材料，与制造枪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亚洲钨砂矿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80%，中国华南地区的产量又占亚洲第一，中国的钨产量占有世界举足轻重之地位。此时德国国内的各种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仍然居于世界前列，而且急需通过扩大生产来拯救衰败的经济，所以德国积极寻求海外的合作伙伴。而对于迫切想进行现代化的国民政府而言，这样的德国绝对是物美价廉的贸易伙伴。双方几乎是一拍即合，从20年代末开始在工业、农业、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一战时，在德军参谋本部作战署任少校参谋的马克思·鲍尔于1928年来华之后，担任德军顾问团总顾问。自鲍尔之后，还有四位德国军官先后来华担任总顾问，分别是赫尔曼·克里拜尔、乔治·魏采尔、汉斯·冯·塞克特、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必须从军事训练、军事思想、武器装备、军队规模等一系列方面进行改革，先后上书蒋介石，阐明军事改革的重要性。总顾问们依据中国现状，为国民党军队整编、培训提供了一系列指导性的建议计划和方案。
蒋介石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先后创办了陆军大学、中央军官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通信学校、防空学校、装甲兵学校等。这些措施的执行，增强了国军的实力，同时也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与技术人才。
蒋介石还授命德国军事顾问直接参与编练现代化部队和培养高素质官兵的实际工作。鲍尔领导的顾问们用德国兵器为国民政府装备了一个教导队，该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武器队、一个炮兵队、一个士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该队成为国民党军队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雏形。魏采尔来华后，将教导队扩建成两个教导师，并施以德国的训练方法。1932年，又改编为第八十八、第八十七和第三十六师，成为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这三个师就是德国顾问团一手调教出来的德械师，它们的战斗力已超过同时期的绝大多数日军，在淞沪会战中大显声威。战后日方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在战争理论和战术运用方面已接近了战争的精髓，在某些局部的配合可以窥出平时训练的有素。
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军事活动有效地加强了国军的军事实力。据统计，到抗战爆发前，约有30万国军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有利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耗、牵制日军有生力量，有助于中国人民摧毁日本速亡中国的妄想。1936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陈诚将军对当时新建的德制陆军有下列评语：“抗日战争越晚爆发对中国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如果目前发动，我方一定是处于被动局面，如再迟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动的机会，如迟两年爆发，则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动局面……”。“如果中日战争晚两年爆发，国军就能取得主动地位”。这种论点或许有些过度乐观，但经由德国顾问的指导与德制武器的换装，再经两年的充实，中国军队的战力将会更强大，这一点绝对是毫无疑问的。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命德国军事顾问协定长江防务。为此，法肯豪森亲往镇海、乍浦、江阴、镇江等地视察，制订出一套整顿江阴、镇江和南京的江防计划，协助张治中将军在苏州和嘉兴间建立一道坚固防线。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南京失守后，所有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一起撤往武汉，继续筹划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与沿长江各要塞的防务，直至离华返国。在身先士卒、亲临抗战前线方面，德国军事顾问中尤以魏采尔和法肯豪森为著。魏采尔参与指挥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法肯豪森及其属下时常出现在淞沪会战和台儿庄会战的战场上。
蒋介石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不仅仅是为了编练一支现代化的嫡系部队，他还希望仰仗德国的人才技术，建立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并借助军事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为了适应蒋介石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推销德国军火与生产设备，便于德国垄断资本占领中国市场、掠夺战略原料，德国军事顾问作为中德经济联系的纽带，积极地参加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工建设，一是中德军火贸易。
首先，在中国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德国军事顾问提供了大量建议并参加了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蒋介石对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大为赏识，责成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现代化工业。鲍尔曾奉蒋介石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建中国的计划，诸如中国铁路的发展、财政及航空制度、港口兴建等等，并亲自策划在上海附近兴建一家生产硝化甘油和炸药的工厂。国民政府还从德国进口大批军火生产设备，由德国顾问负责技术指导。在南京、巩县和汉阳等兵工厂生产和研制德式武器装备，如马克西姆式机枪、八二迫击炮以及毛瑟步枪等，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已赶上西方的同类产品水平，部分满足了备战需求。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中国工业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在华中、华南地区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抵御日本的入侵，并为未来中国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
尽管由于战争的干扰，以上计划的推行并没有达成实现国防工业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但是，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德国技术的援助下，中国的国防工业有了一定起色。据统计，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要进口，不过到抗战开始时，轻武器及弹药生产已基本能够自给，这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是有一定关系的。其次，在中德军火贸易方面，德国军事顾问起了推动作用。帮助德国军火商推销军火是德国军事顾问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在上呈蒋介石的建议书中，大都提到军队应增加新式装备及弹药事宜，以提高军队战斗力。1934年4月26日，孔祥熙一次就在德国洽购79步枪子弹1亿发、轻机枪5,000挺、短枪5,000枝（配弹五百万发）、79步枪10,000枝、炮车32辆、坦克24辆（配弹1.32万发）、迫击炮240门、飞机炸弹215颗、坦克零配件421种。
抗战前夕和初期，通过《中德易货协定》，中德贸易剧增。从1933年到1937年，中国对德国进出口贸易都有增长的趋势。德国在中国出口贸易上居第四位，而在进口贸易上，到1936年已超过英国，跃居第三位。同一时期，德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也处于持续增长的状况。在其对华出口的货物中，军火是主要的，截至1937年10月为止，德国依约供给中国的武器五千万马克。据台湾学者统计，抗战前中国80%外国军火武器输入系来自德国。中国也遂成为德国军火输出的主要国家。美国学者柯伟林在《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一文中指出，1935年德国输华军火值占是年德国军火出口总值的8.1%，1936年即增至28.8%，1937年则高达37%。中国已由德国军火输出国的第二位跃居首位。德国输华的军火不仅数量骤增，而且种类齐全，有战车、8.8公分及10.5公分重炮、高射炮连同探照灯、机枪、钢盔及机动通信器材、鱼雷、快艇等。于是，整师的中国军队用上了全套德国装备，“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着德国式钢盔的中国兵操作的德国制8.8公分口径的高射炮。德国制7.5公分炮、克虏伯炮、奔驰牵引车，以及其他德国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队行进。”
国民政府在德国军顾问的帮助下，建立起了一支准现代化的军队。与同时期地方实力派的军队相比，从兵员素质、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军人信仰的等方面大为改观。这无疑大大加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为中国的对日持久作战奠定了一定的军事基础。中国之所以能坚持八年持久抗战，德国军事顾问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