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高举反腐、法治的旗帜，司法改革排上第五代治国方略的今天，今年的“两高”（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报告，明显较往年有看头、有新意，除了最高检的报告加入大量具体个案外，最高法报告还首次用上“自责”一词，被认为凸显了人性化的一面。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针对冤假错案的反思表态----“对错案的发生，我们深感自责”，也被认为十分难得。观察人士指出，周强最高法院长任期已近过半，他能否迎难而上有所作为，一洗“法治湖南”前耻，摆脱负面标签，并藉“依法治国”的东风“浴火重生”，值得关注。
“法治湖南”多遗败笔
1960年出生的周强是湖北人，“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司法部工作，开始从政之路。此后，历任司法部法律政策研究室法规处干部、主任科员，法规司法律法规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1993年曾短暂在深圳市司法局挂职，担任局长助理；6个月后回到司法部机关，出任办公厅副主任、兼部长办公室主任，成为时任部长肖扬的秘书；为日后政坛的起步，奠定了基础；两年后，即升任法制司司长，时年35岁。5个月后，周强被推荐到中共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在此期间，周强被宣布任命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97年，升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一年后，以38岁之龄接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成为耀眼的年轻正部级政治明星。
2006年，他循中共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模式，从团中央调任地方大员，成为湖南省代省长，来年正式当选为省长，当时他46岁，是中国最年轻的省长。2010年4月，在张春贤调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后，周强接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法治湖南”是周强上任湖南书记伊始就标榜的管治理念之一。周强在湖南推行法治治省数年，期间出台《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法治湖南建设纲要》的法治四部曲，当地媒体称之为“开创全国先河”，“赢得了业内外的一致赞誉”。湖南官媒红网甚至声称“‘法治湖南’的经验表明法治建设也是生产力！” 不过，在数次引发外界关注的社会事件中，周强明显处理危机能力不够。在周强的“法治湖南”凿凿之言下，湖南先发生“李旺阳莫名死亡”事件，后发生“永州幼女被逼卖淫案，其母泣血喊冤被判劳教”的事件，这让观察家们怀疑“法治湖南”是否产生了成效的同时，也对周强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接连发生的事件暴露出当地无视法制的冷峻现实，更将“法治湖南”这块周强治湘的招牌击成碎片，也让周强所提的“法治湖南”充满了嘲讽色彩。
周强自己曾说：“建设法治湖南，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有分析人士甚至认为，被认为是中共第六代接班人选而被寄予厚望的周强，显然缺乏现代执政意识和社会管理创新，难以称得上“称职”，而上述事件也将成为他的负面标签。
执掌高法能否“亡羊补牢”？
中共十八大换届之后，周强主掌中国法院体系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职，成为了中共执政以来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然而，这较之前外间盛传的主政重庆并循例进入中央政治局相距甚远，这也被解读为是对他在政坛遭遇的一次“滑铁卢”。但凭借法学背景和长期在司法系统工作的经历，周还是谋得了最高法院院长一职，在中国司法改革动荡中前行的今天，外界期待周强能在新职位上有所作为，一洗“法治湖南”前耻，甚至一度抬高了外界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期待。
面对政法口黑幕丑闻的“倒逼”，政法系统高层频频出面发声倡议司法公正，“重塑司法公信力”的承诺亦不少见，政法系统改革已经成为了中共高层的共识。2013年4月26日，出掌最高法仅一个月多的周强在“提升司法公信力专家学者座谈会”上强调 “要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推进公正司法，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落实依法治国的要求”。稍早前周强还曾强调“要牢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可惜周强执掌最高法后，因为迅速核准集资诈骗8.29亿余元的曾成杰死刑判决，以及将直接受贿6,400余万、帮助掮客丁书苗非法获利30亿余元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判处死缓的做法，一度让人们怀疑被寄予厚望的周强，能否跟得上习近平的改革脚步。最高法曾在2014年两会报告上强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2015年的最高法工作报告中，周强表态说，“对错案的发生，我们深感自责”，要求“各级法院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最高法报告首次用上“自责”一词，被认为凸显了人性化的一面；而周强对错案“深感自责”的表态也被认为十分难得。可见，周强在最高法院院长位置上并非没有有所作为，一洗前耻的雄心。
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司法改革则已经被排上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治国行程，作为最高法院长的周强能否胜任改革推进者的角色事关重要，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周强最高法院长任期已近过半，他能否迎难而上有所作为，一洗前耻，摆脱负面标签，并藉“依法治国”的东风浴火重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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