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国内外媒体都在关注广州珠江医院尹方明副教授被*** 枪击至死案件。我不想就案件的本身是非曲直发表什么看法，因为事实最终是要通过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裁决，而且因为事件影响比较大，事实真相的查明不会有什么问题。应当说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发生有其偶然性，但是从深层次的根源来看，也有其必然性：死者寻求特权和对法律的挑衅以及执法者漠视生命和对于特权的滥用。
首先我对于尹方明副教授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哀悼和其家人的同情。但是悲剧的起因我想多家网络都有报道。假军车牌照、过期军官证件以及其他一些过激行为导致悲剧的发生。在我们这个国家，军队、***等特种牌照意味着特权。特权对于中国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每一个人都想有特权而少受约束。特权意味着与众不同以及实实在在的利益。从军车牌照来看，可以不受交通管理的限制和费用的特免。我们普通的每一个市民都见过那些特种车辆呼啸而过的现象。是不是都在执行特别任务，恐怕也见得。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已经发展和壮大了一批律师、医生、教师、职业经理人等中产阶层。他们从专业上是中流砥柱，但是从社会责任来看，他们还有许多缺憾。特别是对于法律的遵守来看，他们还有待提高。有人批评中国的一些官僚喜欢傍大款，实际上我们这些的所谓中产阶级和大款们喜欢傍官僚。因为从中国人的内骨里来分析，权力总是最大的本位。傍上官僚实际上就是傍上权力，傍上了权力就以为利益和安全保障。而那些不能傍上官僚的人，也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给自己着一些特权的外套。
其次从我们国家阶层构成来看，最底层的老百姓为了生存而奔波，没有多余的能量去关注社会以及国家政治。而对于衣食足的中产阶层来看，他们已经上升到了多余能量没有发挥的渠道。能量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去释放，必然产生一种社会对抗情绪。特别是对于一般执法的对抗。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世界，那么只有适应这个世界。普通百姓的适应是一种无奈的适应，他们则在适应中要求有自己的权利或者说不是一种盲目的去适应。他们总是设法在适应中试图去改变我们国家我们社会一些东西。从他们交际的社会关系来看，他们因为特种职业或者特别身份有一些社会能量或者说相当的社会能量。这些社会能量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优于普通百姓的特权。而这些能量也不是绝对的，所以他们有时候游走于法律的边缘或者之外，寻求一些特权，或者说从权力者手中寻租一些权力。实际上是一种私欲的一种膨胀和寻求一种变调的社会认同。
对于特权的渴望以及对于法律的挑衅是我们中产阶层的不幸。而对于生命的漠视和权力的滥用确实是我们这个国家非常顽固的传统。
死者已经亮明身份，而且也托了关系说情，表明死者不是一个危险分子。我们的***也应死者要求出示了证件，表明也是在正常执法。但是悲剧发生的关键在于死者敢于抗法。敢和***叫板，简直是太岁爷爷头上动土，那还了得。从该***从警以来，可能遇到的都是唯唯诺诺的人，没有想到遇到了儿子对抗老子的人。在特权与生命发生冲突的时候，行政相对人的生命就是一只蚂蚁。不仅仅是***这个行业，整个中国执法系统，大家都有特权的思想。我们也有看起来很规范的执法程序与复议程序，但是再好的法律要人去执行。而中国人传统的权力本位思想，权力第一的思想，扭曲了我们的法律，形成了特权。所谓的特权就是一种滥用的权力。滥用的权力在一般执法手中，也不过是敲诈些利益，但是要是在冷血人的身上，就意味着随时剥夺他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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