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彭德怀秘书王亚志认为，这实际上已经为彭德怀60多年前提倡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一桩冤案平了反。1943年3月19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专访《彭德怀谈民主教育》一文，畅谈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引发强烈反响，却也因此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批判自由、平等、博爱。此后，这一谈话成为彭德怀的罪状，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被批，建国后又是长期被批，直至文革中悲惨死去。本文选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2期，作者舒云。
彭德怀元帅与周恩来总理
一
事情要从乡土作家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说起。
1942年冬天，赵树理到左权县蹲点，房东家来了个告状的亲戚。他的侄子是政府授予的“特等射手”、民兵队长岳冬至，和村姑智英祥自由恋爱，却被村长以乱搞男女关系为名弄死在牛棚里，却被说成自杀。赵树理认为这是一桩冤案，他积极协助公安部门调查，将杀害岳冬至的两位村官绳之以法后，赵树理决定写一个调查报告。而村民却认为村长打死人犯法，但岳冬至有童养媳还谈恋爱，也应该教训。这样赵树理改变主意，创作了一部反对封建礼教的小说，描写根据地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冲破封建传统和家长的束缚，终于结婚的故事。
转眼三个月了，《小二黑结婚》还没有出版。原来出版部门认为把村长写成恶霸，会给抗日政府抹黑。赵树理要回书稿，交给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杨献珍看后很激动，又将书稿交给北方局妇女委员会书记、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浦安修说：我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许多作家描写过青年男女的爱情。但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命运悲惨，而《小二黑结婚》却是全新的，谁都会为小二黑和小芹的幸福高兴，并向往解放区的新生活。因夫人浦安修的推荐，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也看了《小二黑结婚》。彭德怀明确表态这本书没有问题，他将稿子交给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华北新华书店刚从《新华日报》社分离出来，他们让彭德怀写几个字。彭德怀提笔写道：“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将彭德怀的批条送到华北新华书店。
1943年9月，《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扉页上印着彭德怀的这句话。第一版印2万册，又加印到4万册，山东、淮北、晋绥、冀中等抗日根据地也纷纷翻印，赵树理一举成名。年底，彭德怀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太行山出了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作家！”文化界名家郭沫若、周扬、茅盾、孙犁等也著文盛赞。以后《小二黑结婚》多次被搬上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幕，50年代在香港拍成电影，更是影响深远。
但是，反对《小二黑结婚》这部小说的势力也异常强大。《新华日报》(华北版)一篇文章说《小二黑结婚》只是简单描写青年男女的恋爱，内容过于庸俗化，不登大雅之堂，并指责作家不去宣传抗日大事，却只写儿女情长、没有什么意义的爱情婚姻琐事。甚至抗日英雄小二黑和妇救会积极分子小芹被说成十里洋场的鸳鸯蝴蝶。杨献珍给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写信，请求支持。邓小平几次在会议上谈到《小二黑结婚》，并批评错误的文艺观点。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请示彭德怀：是不是我们也在《新华日报》上正面宣传一下？彭德怀说不要，这种事情，让群众争论去。
二
那一段时间，彭德怀针对家长制、婚姻不能自主，提出民主教育要自由、平等、博爱，尤其在博爱上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在给中央的申诉信中谈到：1942年以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有了进一步的发动，各项工作也有巨大发展，这就更鼓舞了华北人民的抗日情绪。在这同时，党内一些强迫命令的作风有所抬头。针对这种情况，我讲了关于发扬民主作风的一些问题，并且在讲话时，根据某种情况和某种对象而随便举了一些例子。事后韩进（曾任彭德怀秘书）整理成谈话纪要，送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不要发表了，他说可以发表，我说要发表就得考虑一下。1943年3月19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专访《彭德怀谈民主教育》。十八集团军彭副总司令，前在中共太行分局某次会议上发表演说，对文化教育问题中关于民主教育有所论列。记者以民主教育问题，为目前各地教育界最关心问题之一，因此晋谒彭副总司令，叩问这项演说之内容，当蒙接见，并对民主教育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文化教育主要是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习惯的教育，就是使一切抗日人民及劳苦大众从封建重压下解放出来的教育。同时，在今天中国说来，又是抗日教育的一部分。目前敌人正在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为它统治殖民地的工具，因之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就是为了抗日，为了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奴化教育阴谋的。所以今天我们提倡民主教育，乃是有着深刻的抗日与反封建的现实意义的。
这里要说明几个原则问题，即民主精神、民主作风、民主实质、民主制度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应有明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对广大群众进行民主教育，就无法去推动民主运动，什么是民主精神呢？简单地说来，民主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一致主张的。所谓自由，包括以下的几个要点：一、每个人民应有思想上的自由，只有这种思想上的自由，才能促进文化与科学的发展。二、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应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因为言论出版乃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三、人民应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这种自由，可以增进人类的互相团结，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四、人民有居住、迁徙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这些自由不应受到任何干涉。五、在目前华北敌后农村情况说来，许多地方的农民处在半农奴状态，许多地方的工人和学徒，还受到封建习惯的束缚。他们的自由都受到损害的，在多数青年中，抗日自由有时受到顽固家长的阻碍，妇女则一般受到婚姻不自由的痛苦。这些，在我们的民主教育中都必须联系到的。
所谓平等，在目前是政治上的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也就是说，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民族，不分职业，在政治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根据这一了解，平等应该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人民在政治上，有同样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罢免权、表决权、创制权，以及对国家政府提出批评建议之权，人民这些权利，都是一律平等的。二、人民在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封建时代尚且有这种要求平等的呼声，在我们民主运动中更应注意及此，从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的规定。三、人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目前残存的封建宗法观点，如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都对民众灌输一种尊卑观念，这就是不平等。我们要求人格上的平等，这就是说，对于每一个人的人格应当尊重。这种互相尊重的精神，就是平等精神。四、在目前华北敌后农村情况说来，不平等的现象是很严重的，男女不平等，即使一件普通的事情。富人压迫贫民，师傅打徒弟，父亲打儿子，丈夫打老婆，有些军官打士兵，这都是不平等，这都是封建观点在作怪。在我们进行民主教育时，也是必须联系到的。所谓博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在剥削制度下，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心理，这是谈不上什么博爱的，但在被剥削阶级、被压迫的中国民族之间，则又要求有高度的博爱精神，这种博爱精神是可以巩固团结，增加抗战力量，使绝大多数人民更加奋发向上的。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别人的痛苦看成自己的快乐，对人有高度的同情心，这些都是博爱精神，也就是民主精神。
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就是民主精神，但是真正的彻底的自由、平等、博爱，则只有在社会主义之下才能实现。那时候人民才真正是完全自由的，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仇恨心理，而真正是博爱的。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今天主要是反动封建重压下的不自由、不平等、没有博爱的现象，而我们共产党人讲来，就须以身作则，首先做起。
把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作风，用在日常工作中与日常生活中，这就是我们的民主作风。把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体现在群众斗争中，使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实际利益，这就是民主的实质。西欧各国过去的民主运动，是由这一类民主要求汇集起来而成为一个巨潮的，在西欧各国民主运动历史上，都是由工人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市民要求减轻捐税等，这些“小事情”开始的。在我们的根据地说来，使广大群众的自由不受到限制，青年有抗日自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民能够自由地发挥他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在经济上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也就是民主实质。所谓民主实质，体现在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法等等当中。……根据以上精神，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使之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中，又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区分，三三制政权，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民主政治制度，但这并不是民主运动的全部。把民主运动看做只是三三制民主制度，甚至只看做民主制度里面的政治制度，这都是狭隘的看法。用这种看法来了解中共北方局1943年强调对于民主运动的号召，当然是不深刻的，也不会真正在工作中收到成效的。
关于民主教育，我只说到这一点，但这决不是说民主运动只是教育工作范围里面的事情。贯彻民主精神的实质是广大群众运动的斗争过程，没有普遍的、深入的群众运动，就不会有广泛的民主运动，没有真正民主精神与实质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也就不会有真正深入的群众运动。在教育中要贯彻民主运动的精神，从思想上建立起民主精神，使之贯彻到其他工作中，特别是群众运动中去。其次，在文化教育上，目前必须进行科学的启蒙教育，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老口号，但在今日仍未失掉其积极的战斗意义，主要在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在方式上则要求大众化、民族化。三
1943年6月6日，毛泽东看到彭德怀的这篇文章，给他写了一封批评信：“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
1943年6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批判自由、平等、博爱。6月19日《新华日报》转载时编辑有删节。没想到，以后这个删节也成了罪。
1939年，党中央就筹备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了，各地的七大代表分期分批辗转来到延安。但七大久久没有召开。薄一波和彭德怀都住在杨家岭，经常交谈，几个大的不同意见得到共识。薄一波说，是否开一次会，进一步统一认识。彭德怀说：我早有这个想法，我这人是高山倒马桶，臭气是出了名的，让大家批评批评很好嘛。薄一波说：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谁没有缺点错误，你也有错误，但你优点更多，是令人钦佩的。你在革命低潮时发动平江起义，上了井冈山，为扩大红军力量，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以来，你领导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毛主席对你这个评价，大家是公认的。毛泽东听彭德怀汇报薄一波提出召开座谈会，表示同意，他知道晋冀鲁豫区的部分人对彭德怀有意见，与会者仅限于华北各解放区在延安的高级干部。
1945年2月1日至6月25日，华北工作座谈会在延安召开，由彭德怀主持。他首先回顾了华北敌后的七年半，并作了检讨。
据薄一波回忆，彭德怀检讨的大意是：他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的“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是错误的，对同志们提出的关于抗战初期我们对敌后根据地建设的规律问题缺乏认识的意见，自己不但不冷静考虑，反而借题发挥，批评大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错误的……座谈会上的讨论开始是热烈的，健康的，但康生等十几位在中央和其他地区工作的领导来了，突然有个大“转变”，成了批判会。康生打头炮，清算彭德怀的历史问题，说你在抗战开始时执行的是王明路线，你不懂根据地建设的规律，不发动群众，你组织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军力量大部吸引过来，帮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忙。还有人说彭德怀在大革命时期没有入党，1928年才带几个营上井冈山，这能说你思想高，对党有感情？你原名彭得华，就是志在“得中华”，不要把自己吹得过高。薄一波回忆：批评的激烈至今犹记。时过40多年，重新回顾这次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我觉得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显然过火了，有失公正。而无甚道理的苛求和指责，看来也不乏其例。
如此，彭德怀的威信迅速下降，七大选举44名中央委员，彭德怀排在33位。而七大前，十大元帅只有朱德和彭德怀是六大政治局委员，另外八位元帅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四
华北座谈会批判了彭德怀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闹独立性等。薄一波说，彭德怀在华北座谈会上没有违心做检查。在七大发言中，他做了自我批评，并解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指的是内部，而毛泽东批的是外部。毛泽东则认为彭德怀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他是心悦诚服。
自此以后，只要开大会就批彭德怀，彭德怀不得不多次检讨。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彭德怀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上检讨。说在抗日战争期间，韩进写的一篇资产阶级旧民主纲领式的文章，以我的名义发表的，并摘用了我在不同场合下讲话的某些片断，如我在天主教徒和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所讲的“民主、平等、博爱”必须首先联合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另一次在八路军干部会上讲到遵守纪律时，引证了四书上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后经党中央批驳，从旧民主概念出发是错误的，并末引起我警惕，加以深刻检讨。
1959年7月23日至8月8日，彭德怀在《庐山笔记》中反思检查民主教育，总共12万多字。彭德怀说：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讲话，在思想上、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严重的。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教育，应当根据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而不应当再去重提资产阶级旧民主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这套骗人的虚伪口号，这在阶级社会中是根本不通的，这我也是知道的。可是我在当时的想法是想利用旧形式，这些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定义，也就是旧三民主义的空洞词句，去抗击地主阶级对于减租减息的反抗，打击雇主对雇工的压迫，虐待妇女等现象。……我想在文化教育方面造成减租减息、婚姻自由、反封建压迫等舆论。……在组织上没有报告中央，这是非常不应该的。特别是毛主席对我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所给予的批评，我既没有声明我的谈话作废，又没有把主席批评的电文公布，这是很不严肃的态度，这是把个人的威信和党的威信对立起来了，这是个人主义作怪。但我接到毛主席批评以后，我再没有重提这次谈话了，我已认识到这次谈话的内容是错误的，但还未认识到党内外，容易造成政治派别，影响党的威信，在组织上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在七大后华北工作座谈会上作了检讨。《关于民主教育谈话》发表约两个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在这篇社论中批评了我的谈话，《新华日报》华北版报社用电话告诉了我这篇社论的大概内容，并问我如何处理这篇社论，我当时即答复照原文登载。但到华北工作座谈会核对这篇社论时，华北版《新华日报》有所删改。华北版编辑有责任，他们是从维护我在华北工作的威信出发的，我没有去检查核对，仍然不能推诿我自己的责任。总之《关于民主教育谈话》，在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给予任何处罚都是应该的。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批判彭德怀“七分不合作”，翻出许多陈年老账，其中韩进跟你写的一篇，是封建主义思想，用你的名义发表申明，……还讲自由、平等、博爱。8月11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批判彭德怀20个问题，其中两个批判民主教育。……彭德怀讲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他就是不懂，又装懂，发表长篇大论。……彭德怀同志，你那个军委会究竟有多少民主？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有没有民主集中制？可以查一查。他们现在争“民主”，争“自由”，争“言论自由”，就是他们要搞政治挂帅，要搞第一书记挂帅。他们要搞没有大跃进，或者很小，小跃进，不跃进。他们要搞人民公社糟得很。为达此目的起见，他们要这些东西，一个叫“集体领导”，一个叫要“民主”，一个叫要“自由”。我们现在都没有做。你说华北会议（华北座谈会）操了你40天的娘，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天，还操不得？现在我说要满足40天，不然我们还欠20天的账，我还加5天，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但是要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别的人来领导。所谓“民主”，就是要反现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民主”。我说这种“民主”、“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都要加一引号。……他们还要求“民主、自由、博爱”，这些东西……他们这个“自由”，资产阶级有自由，无产阶级就没有自由。他们“博爱”，爱什么？是博爱右派，……我给他们自由、民主，目的是要他们把毒素放出来，给自由活动，就是不要禁止自由活动，要让毒草长起来，以利拔掉。我向你们交心呀，你讲我阴谋，我讲给你们听，就是这个道理。我叫你们放，你说我钓大鱼。确实，就是要大鱼、小鱼一起钓，你不钓不得了。这个大鱼叫什么鱼？是吃人的鱼，是鲨鱼啊！有资产阶级那种“平等、自由、博爱”，就没有无产阶级这种平等、自由、博爱。这两个东西是完全对立的，你死我活，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横竖是生死斗争。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在给中央的申诉信中再次检讨，说他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这篇谈话是有错误的。在第一段就把重点放在反封建制度上，没有强调抗日，显然是轻重倒置，不符合当时形势，因而也就是有错误的。彭德怀接着说：什么民主精神呢？简单地说来，民主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一致主张的。又如，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没有强调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而是说“这种自由可以增进人类的团结，有利于文化与科学地发展”，这是不对的。特别是事先没有请示中央，而发表了这样一篇在政治上与中央观点有不同的讲话，这不能不给我党在政治上造成一定的损失。尤其当接到毛泽东同志对我的谈话批判以后，没有把主席的批判公布，也没有收回自己的错误谈话，这就在客观上等于坚持了自己那篇谈话，这实际上是把个人威信同党的威信对立起来了。这种作法更加错误了，在组织原则上也是不许可的。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论及抗战和民主不可分离，《新华日报》（华北版）转载时有若干删节，那是错误的。但是我并没有授意那样做。现在检讨起来，我那次谈话以及后来发现错了没有及时纠正，是一种非组织行为，而且在政治上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的。可是当时自己是没有意识到问题有这样严重，而经过华北工作座谈会及以后的一段时间，才深深地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这个错误，我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已经检讨过一次，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似乎（此次记不太清楚了）也作过检讨，现在如果中央再我作检讨或给以处分，我都是满意的。
彭德怀秘书王亚志说：彭德怀挨批最严重的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为对“三面红旗”认识上的分歧，加上彭德怀在会上流露出对1945年华北座谈会的几句不满，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终于彭德怀彻底倒台，一直到死，也没有翻过身来。这无论对毛泽东、对彭德怀，还是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大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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