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委书记仇和在中国两会稍过即被中纪委公布调查，令观者颇感愕然。曾几何时，仇和是中国数百个市委书记中名气最响亮的一个。“霸道”、“铁腕”、“强人”、“改革明星”是他身上的标签。仔细想来，像仇和这样的地方领导人在过去两年里已有一大批接连“陨落”，如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与市长季建业、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再如十八之前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市公安局长王立军。
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将铁道部打造为“独立王国”
在沉闷无趣的中国政坛中，这些官员可谓极受注目的“异类”，他们曾经特立独行、敢作敢为、政绩突出，且不乏社会舆论的支持。与此同时，一些争议和批评又挥之不去，而且在这些光芒掩映之下，往往还存在着诸多难为外界所察的违纪违法行为。中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谈及反腐时令人意外地说了一句“大家都很任性”，或许是在无意中道破天机。这些官员的一个重要集体性特征就是“任性”，由此便很容易导致对集体、法纪、政治的忽视。这些恰是当下中共高层所极力重视和弥补的重要疏漏。
政坛明星的暗淡
在仇和被公布调查的当天，还有另一位省部级高官在时隔5个小时后下马，但他所受到的关注却难与仇和相比。仇和在接受采访时曾自我辩解称，“媒体镜像中的我，是一个做事喜欢走极端，重结果、不重过程的人，我被贴上了独断专横的标签”。事实上，这种描述并不太过。仇和是一位“铁腕书记”、政治强人，自称“无恨无怨”、“无牵无挂”、“无恃无畏”。
这些特点让仇和在庞大的官僚队伍里显得特立独行，十分抢眼。仇和在数十年仕途中有过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法。比如他曾在当着千余位地方干部与县公安局长吵架，几天后将后者调离并在公安系统大换血，仅1997年一年，该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此举自然使民众和舆论感到大快人心，同时也对他所在的官场群体造成较大冲击。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一件事其实就是仇和执政风格的缩影。强硬、无畏、同时个人色彩严重，容易走极端，有时甚至可能不择手段。虽然他所执意的改革、民心、发展是坚持了大的方向，而且政绩颇为突出，也不乏体制内外的喝彩，但也经常会造成一些副作用明显的消极影响。这从仇和在主政江苏宿迁时推行的一系列超常规激进改革中可见一斑。仇和曾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
仇和此番突然下马，且被官方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罪责和判罚理应不轻。参考以往地方“大老虎”旧事，同样有大拆大建习惯的仇和很有可能是在这种拆建过程中分了一杯羹。从江苏到云南一路追随仇和的中豪集团董事长刘卫高也紧随仇和的落马而辞职，印证了这一点。事实上，像仇和这样毁誉参半的官场人物在过去两年里已经屡见不鲜，而且这些人大体都具有十分鲜明的个人性格和执政风格。
比如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他曾“铁腕拆违”，自称住所租金600元（约合100美元），游泳龙舟比赛常胜；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作风霸道，连“彪悍”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在杨面前也没有二话；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几乎将铁道部经营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涉及周永康案的原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有“李拆城”之称，同季建业的“季挖挖”外号类似。另外，中共十八大之前落马的重庆市委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及其下属、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更是此中“翘楚”，唱红打黑为全国所瞩目。
由以往的政绩观来衡量，这些官员的做法确实有值得认可之处，因为这样是推动GDP增长或赢得民间声望的重要助力。其中手段高明者更是能够将两者兼顾。这也是他们能够成为“政坛明星”，仕途“一路惊喜”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但是，这些“明星”的相继“陨落”却释放出一个令其不安的信号，似乎是形势出现了变化。明星官员的急剧减少和低调意味着他们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是否迎来了末路黄昏？
形势已变：中共棒打“任性”官员
中国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2014年曾以“你懂的”回应周永康案，这三个字其实也点出整个“倒周”过程的玄机。他在2015年在回应记者“更大的老虎”之问时，以“大家支持打老虎的态度都很任性”作答，令在场者都感到难以理解。不过，这“任性”二字随后依然成为政论者口中的一个高频词。事实上，与其说局外人“任性”，不如说腐败分子“任性”，而最为“任性”者或许就要属仇和、万庆良这一类人了。当然，任性与腐败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但却也有着应然联系。正是因为任性，他们更喜欢独断专行，排斥打压僚属，蔑视中央和法纪，打造个人光环，图谋个人私利。此前曾有文章《江泽民“太任性” 习近平再造中共》指出，江泽民本人的执政风格和行事做法就有任性特点，其实这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官场的群征之一。在腐败全面蔓延的局势下，缺乏纪律意识的任性者难以保持免疫能力。
在中央层面看来，“任性”的不可原谅者有三：一是打击中央政策执行力；二是破坏组织团结；三是滋长腐败。而在中共意欲强化中央权威、打造现代执政党、改变唯GDP式政绩观的的新形势下，其粗糙蛮干式的治理方式已成过去时。“任性”的明星官员们的暗淡就难以避免。
这种现象也有其负面作用。当中共作为一个集体，在强大的组织纪律要求下发挥其潜在的整体能量时，相对就会造成对个体潜在能量的压抑，使其积极性受到挫伤，从而弱化其主动性和探索精神，亦不利于其主体意识的形成，造成“万马齐喑”的效果。作为执行者尚且凑合，但是“一把手”和某一单位主政就会受到过多节制。也就是说，中共需要针对不同领域和职位实现一种复杂而动态的平衡。当前的趋势是中共组织集体和中央权威、执行力、约束力的强化。这可能是对过去弊端矫枉过正的结果。
以仇和为例，一方面确实涉及违纪违法问题，另一方面他的行事方式又确实在短时间内改变了当地发展形势。他本人的落马很容易被理解为对他的全面否定，其实也不尽然。“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中共拿下仇和，是因为他踩了党纪红线，而与政绩无关。因此，对于中央与个体而言，其施政边界其实都很清晰。党纪国法是总体规则。中央、地方与个人各有所分。中央需要照顾到地方特殊性，但中央的统一决策就必须一律执行。地方与个人在中央给予的权限和职责范围内，可尽其辗转腾挪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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