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乱，则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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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乱，则士狂。中国文士时代，其一是战国，其二个是三国。在思想上最具文士气质的，是战国文士。在言行上最具文士气质的，是三国文士。战国文士有思想，三国文士有风度。战国文士以思想扬清，三国文士以风度激浊。战国有策，三国有志。

有人把战国时代分为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或者以春秋战国时代统称这一历史时期，纯属胡扯，因为孔子《春秋》一书，是一本记载鲁国立国传位的历史，是鲁史。即便《春秋》所涉及年代与诸侯战乱年代同处于一时代，这一历史年代也不能用春秋一词涵盖，因为《春秋》充其量不过是一本鲁传，相当于一本县志，是地方史书，即使用一本史书之名来概括历史，也轮不到它，因为当时毕竟是大周之天下，鲁只是王土之上一块小封地。当时是诸侯战乱年代，称之为战国时代，最为恰当。

战国文士之中，老子是无为而治，率性自然，他的文章，是心领神会之作。孔子的言行，是在限制世人，使政客便于统治。相比之下，孔子因循守旧，老子自由自在，孔子为政治家出谋划策，替政治家设计，其学说是为政治家服务。孔子使人知礼，韩非子使人知法。

三国文士之风度，气宇震慑人心。三国文士之中，魏国名士偏多，吴蜀稀少，吴只说周瑜，蜀只听诸葛亮。只因魏国三曹好文，所以文士云集。蜀国刘二主不才，吴国孙氏粗野，加之地理偏僻，所以文士不多。魏之名士众多，司马氏篡位立晋后，恐国人议论，对文人名士处处防范，反而使其中的几个名士更加出名，后世人们常说魏晋名士。最出色的是魏晋名士阮籍和嵇康。

绝世之才，必有超世之傲。阮籍有三自，自大，自傲，自得。阮籍很自大，傲然自得，任性狂放，喜怒无形。要么闭门读书，几个月都不出门；要么而登游山水，十几天都不知道回去。博览群书，推崇庄子和老子的学说。开心之时，得意忘形。常醉酒，善弹琴，能长啸。当时很多人都说阮籍痴了。阮籍博览群籍，最好《庄》《老》。

阮籍有三长，长啸，长叹，长醉。阮籍在一座山上恰逢当时名气很大的道士孙登，想学神仙导气之术，孙登不答应传授，阮籍长啸而退。

阮籍常常顺着性子一个人独自驾着马车狂奔，以示其一意孤行，专门不走正路，以示其离经叛道，直到车马不能前进的地方，往往尽兴恸哭之后才返回。登广武山，望着楚汉之争的战场的时候，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而叹，赋《豪杰诗》。阮籍作《咏怀诗》八十余篇，著《达庄论》，表达超尘无为之高洁心情。阮籍胸怀坦荡，内心淳真，不拘礼教，愤世嫉俗，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在阮籍眼中，世人所谓君子，是裤裆中的虱子，受制于礼法。

另一名士嵇康，是阮籍的挚友。嵇康有奇才，孤而不群，僻而不附和众人。个子较高，“身长七尺八寸”，书生意气，文美词好，风采飞扬，而长相很土，有些木呐，不会装饰自己，天质自然。博览群书，无师自通。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慕神仙导养之术，著《养生论》。

嵇康善谈天理，又很能舞文弄墨，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康性慎言行，仍然看不惯世道，作《幽愤诗》，慨叹“时不我与”。

嵇康性格固执，生活清贫，在大树之下以打铁为生。当时的贵公子钟会自负有些才情，前去拜见。嵇康旁若无人，并未理会，打铁不停。良久，钟会转身而走，嵇康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自此怀恨在心。后来，钟会对文帝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并说“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文帝听信钟会，于是将嵇康等名士一并杀害。

嵇康曾游览洛西，日暮时分在华阳亭引琴而弹。一位奇人给嵇康传授了名叫《广陵散》的曲子，声调绝伦。嵇康临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拜请嵇康为师，嵇康不许，只是环顾末日之影，要了一把琴，弹了起来，说：“《广陵散》于今绝矣！”。他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