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1年3月23日，因在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拿破仑一世并复兴欧洲各国王室，被欧洲各国和俄国人民尊为神圣王、欧洲救世主的亚历山大一世继位，成为俄国沙皇。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病逝世
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将独裁权授予希特勒。因为“在千百人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他有着无容置疑的力量。能够在摇摆不定的广大群众的思想世界中，形成花岗岩般的原则，并且为了这些原则的唯一正确性而进行斗争，直到在自由的思想世界的起伏的波浪中，出现一块信念和和意志完全一致的坚固的岩石！”
2015年3月23日，91岁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因病去世。他的去世，宣告崛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东亚政治强人全部谢幕。作为极具争议性的“双面”政治强人，李光耀留给世界的背影，掌声与泪水并存，鲜花与口水不断。
而这一天，注定会如同亚历山大一世继位、希特勒荣获独裁权一样，被世界铭记，成功载入“历史上的今天”。因为他既是新加坡的神圣王和救世主，也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坚固的岩石。
谁有权利宣告李光耀死亡？
这已经是近一段时间以来，李光耀第三次上头条了。第一次，是病危入院。彼时，猝不及防的世界媒体之目光，瞬间被拉回到这位二十世纪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位伟大政治领袖的身上，同样被聚焦的，还有他带领的东南亚小国新加坡。
第二次，是“被死亡”。3月20日，一张来自总理公署网站文告截图盛传于网端，饥渴难耐的世界媒体纷纷抢先宣布李光耀病逝。就在媒体将预备好的稿件推至首页后不久，一个巴掌响当当地拍在心急火燎的众媒体脸上。初步调查显示，一名未满16岁的新加坡籍男生在总理公署网站上的2010年文告上动手脚，并发出篡改后的照片。一场乌龙过后，热门美剧《新闻编辑室》里那句“医生才能宣布他死亡，新闻不能”被翻出，成为留给世界媒体的警告和教训。第三次，不再有病危铺垫，也没有蹊跷乌龙，因为李显龙在镜头前的数度哽咽，已经足以打破一切怪论，将病逝坐实。“新加坡的‘开国之父’已经离去，他给予我们灵感、勇气，让我们团结，并带领我们直至现在。对于很多新加坡人而言，李光耀先生就代表了新加坡。”李显龙同时援引其父曾说过的一句话----“最终我得到了什么？一个成功的新加坡；我放弃了什么？我的生活。”所以，“在这悲恸的时刻，我们要把李光耀的贡献铭记在心。”
不消说，李光耀确实被世界铭记在心，各国政要的哀悼以及民间的刷屏只是肉眼可见的外在形式之一。消息甫一传出，盛名之下的李光耀，连同他的讲话以及经历的种种，悉数被翻出。有关他的贡献，或褒或贬，一时间也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于晚清重臣李鸿章全然不同视角的评说，用在咎、誉参半“非庸人”的李光耀身上，未尝不可？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庸人常有，而“非庸人”不常有。问题在于：当人们争议李光耀时，究竟在争议什么？
网易新闻第一时间推出“黑白”李光耀。“黑”的部分包括：推行严刑峻法，被指损害人权；严格监管媒体，被指限制民主自由；威权管理无所不包，被指“霸道家长”；强化英语地位，被指消灭中华文化。“白”的部分包括：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使得新加坡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亚洲小国跻身“亚洲四小龙”；以薪养廉，杜绝贪腐，经过30多年的努力，新加坡成为仅次于新西兰世界排名第二的政府机构无腐败作风的国家；建设组屋，民有所居，是全世界唯一近乎达到百分之百拥屋率的国家。
无争议，不光耀。对于李光耀这样一位现代国家的缔造者，并非简单地泾渭分明的“黑”、“白”可以盖棺。在两极之间，必然还存有一个作为缓冲的“灰”色地带。如果理解了李光耀的治国例证之大前提和总标准，也即“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才是真的对新加坡好”，那么灰色会变白。因为李光耀所要打造的，是专属于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在李光耀看来，“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
“李光耀提供了西方治理的替代模式”，以《金融时报》作为观点展示平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柯成兴断言，李光耀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唯一普世性，展示了一条独特道路，这也告诉了西方世界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严酷事实真相。无独有偶，《经济学人》也在反思一个问题：人们将愈发注意到欧盟和美国政府的功能失调，原因是（他们还存在一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担忧：眼下存在着一种亚洲替代模式。而如果按照惯常标准来审视，那么撕开经济繁荣下的专制统治面纱，看到的则是一个由灰纵深为黑的绝望之国。因为在李光耀治下，新加坡虽然种族和谐、政局稳定、政府廉洁高效，但是这个年近50岁的国家，李光耀却独享了31年总理，现任总理李显龙也是其子。何况李光耀虽然曾抨击“列宁式集权”，也曾批评其他国家的裙带和腐败作风，但是在国内却是李氏家族独大。
用李光耀的话说，“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对象的新兴国家里，诚实无私的领导人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失败。就因为这些继承民主宪制的领袖强势不足，终于导致国家走上暴乱、政变和革命之路。”1992年在马尼拉的一次演讲中，李光耀也曾直言不讳地说，“一个国家如果要发展自己，更需要纪律，而不是民主。民主过于兴旺，就会催生无纪律、无秩序的环境，这是不利于发展的。”
任尔东西南北风，李光耀始终走着自己的路，任由世人说。
中国第五代的警钟
对于时下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而言，李光耀的意义，恐怕不止于或黑或白的评价。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领路人。对于这样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外交部给出的评价显得含蓄而克制，“李光耀先生是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亚洲政治家，也是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的战略家。他是中新关系的缔造者和奠基人，为中新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工贡献。”也有主流媒体将其与中国五代领导人的合影翻出重提，或者历数其在世时访问了多少次中国，醉翁之意，不言自明。只不过，以这样的方式来佐证“老朋友”，多少显得肤浅和想当然。
李光耀是中国的老朋友，“老”代表着时间感和接触频次，“朋友”则更多地在于其始终扮演着敢于说真话的“诤友”角色。比如法治，“在中国的治理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缺少法治”；再如和平崛起，“这个词语本身就是矛盾的，任何崛起都是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还有爱国主义教育，“要让中国青年一代明白中国曾经因为闭关锁国和过度注重意识形态而犯的错误，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向他们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带着谦卑和责任感迎接挑战。”当然，最具争议的还是其对中国文化的一段表述----在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是发扬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在这种情况下，“重农抑商”、“学而优则仕”的中国文化和价值观显然就与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了。如何践行法治、以何种方式崛起、意识形态斗争以及文化强国建设……李光耀不仅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给邓小平走出去战略鼓劲加油，“我认为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而且还不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给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敲着警钟。
视线之所及，这些都是习近平绕不开的棘手“问题”。所幸，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已经进入法治元年，对于周永康等“大老虎”的查办和审理也正在践行这一精神内核；中国这只醒来的狮子虽然正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但是为了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一再承诺“和平崛起”；意识形态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随时都可能被激活，但最终都以“白金蓝黑”的方式告结；至于儒家文化问题，李光耀之激烈言辞与其个人经历有着紧密关系，重要的是热衷于传统文化的习近平正在努力盘活。
中国未来向何处去，时下方向盘正紧握在习近平手中。而没有了李光耀的新加坡，又会是怎样一番别样光景？
这位已经离世的政治家似乎并不看好。
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观世界》一书中，李光耀畅谈新加坡走向“两党制”的可能性，并认为这会导致新加坡变成一个平凡无奇的国家，从此一蹶不振。政治层面，新加坡现有的政治局面最多再维持十到十五年，此后就会进入政治动荡的状态。对于年轻一代，李也一直不抱信心，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乱，把幸福生活当作理所当然，从而不珍惜和不努力。而面对新加坡的未来，李以一种罕见的漠然和无所谓的态度做出了回应，“我不会担忧，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未来的一代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没错。再强有力的政治家都会有离去的一天。而他身后的国家，也需要由未来一代彻底接手，继续“活着”。李光耀曾在多个场合把自己形容为“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其看重的是40年代英国盛行的维多利亚价值观，比如虽然受到战争破坏，却自豪，有纪律，循规蹈矩，炸弹炸过的地方长出了玫瑰；在地铁进口处，报纸叠成一堆堆，过路人如果拿一份报纸，会主动把硬币放下；假如放下的是一张一磅的钞票，也由自己拿回零头；巴士售票员也总是提醒客人：“小心啊，大家上车，走好，请上楼。”
如果姑且认可李光耀“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的说法，那么自此，世间再无维多利亚人。李光耀走了，中国那些老朋友们都咋样了？
导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纷纷进入耄耋之年，甚至有不少人已经作古，他们为何能被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都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呢？
开篇语
李光耀
今天凌晨3时18分，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逝世。
习近平向新加坡致唁电，称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
拥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荣誉称号的人不在少数。据南方周末统计，从1949年到2010年的60年间，共有601人被《人民日报》如此称呼过。
作为中国外交辞令中的一个特殊称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其特定的含义，是中国官方对长期对华友好的重要外国人士的一种褒称。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到新世纪中国加快融入世界的步伐，每一个时期的“老朋友”都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不乏医生、记者、实业家和国际组织中的领导人，白求恩、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萨马兰奇、冈崎嘉平太……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在老朋友范围之内，但这一群体中更多的还是国际舞台上的政治人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纷纷进入耄耋之年，甚至有不少人已经作古，他们为何能被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都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呢？
在世的老朋友越来越少
今年91岁的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开国总理，对新加坡有着持续影响力。
李光耀访华超过30次，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他是罕见的能有机会与这五代中国领导人会面的外国领导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他在新加坡推广汉语学习，促进中新两国的人才交流，也是两岸关系的推动者。1993年4月27日，在李光耀的推动下，汪辜会谈在新加坡顺利举行。
据南方周末统计，60年间，人民日报曾有12次提到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更被提及21次之多。
上世纪50年代，西哈努克不顾英美反对，在1958年促成中柬建交。在决定是否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合法席位时，柬埔寨亦站在中国一边。
西哈努克与妻子莫尼列
上世纪70年代后，柬埔寨政变，西哈努克流亡中国。晚年由于疾病，西哈努克也选择在中国治疗生活，于2012年10月15日在北京逝世。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国政府在悼念西哈努克时称其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去世两日后，其灵柩由时任中国国务委员的戴秉国专程护送抵达金边。全国政协前主席贾庆林还亲赴柬埔寨出席西哈努克葬礼。
据南都报道，唯一可此次出席葬礼的高规格相比的是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曾赴南斯拉夫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葬礼。
济南时报曾经报道，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铁托在中国也是非常有面子的。他去世时，人民日报曾经用整个头版进行专门的报道和纪念，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在狱中被关押27年的南非国父曼德拉，也是中国人民老朋友中数得上的人物。
曼德拉
曼德拉积极主张与中国大陆建交，还与中共高层多位领导人保持着友谊。1992年，曼德拉以非国大主席身份首次访华，受到我国领导人的亲切会见，还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发表演讲。
据人民日报报道，曼德拉去世后，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南非驻华使馆吊唁时表示，曼德拉“为中南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不幸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亲密朋友”。
和中国军人一起在朝鲜战场上扛过枪的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据财经网报道，1994年7月20日，金日成同志追悼大会在朝鲜平壤举行，当日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下半旗致哀。
潦倒困境中的老朋友
1976年4月毛主席会见时为埃及副总统的穆巴拉克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之一，相比那些已经逝世的老朋友，穆巴拉克命运坎坷的程度恐怕有过之而不及。
穆巴拉克一贯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为促进中埃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先后8次访华，出任总统前后先后会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李鹏、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中国历任领导人，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关系。
由于国内政治风云变迁，穆巴拉克成为埃及史上首位接受审判的国家元首。
在2012年6月，穆巴拉克因涉嫌滥用权力、谋杀示威者被判终身监禁，2013年获保释出狱。2014年5月，86岁的穆巴拉克躺在担架上出席审判，再次因贪腐罪被判3年有期徒刑，继续在军事医院内服刑。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北大演讲
跟穆巴拉克境遇相似的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痴迷于中国文化的希拉克早在1978年就提出要拜访发掘之中的秦陵兵马俑。被栩栩如生的兵马俑震撼后，希拉克在留言簿中写道：“秦俑坑的发现堪称第八大奇迹。”由此，兵马俑“世界第八奇迹”的美誉不胫而走。
1997年，希拉克以法国总统身份访华，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首开先河。有学者将希拉克执政期间称为中法关系的“黄金10年”。
但希拉克卸任后一度被指责曾犯有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等罪行，甚至因此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他也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司法机构判罪的前总统。
还在发挥余热的老朋友
卡斯特罗
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古巴与中国同在反帝、反殖、反侵略的战线上。
作为冷战格局下的“好兄弟”，古巴在国际事务中长期支持中国。1971年，古巴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道，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在安理会的合法席位。
如今的卡斯特罗虽已离开古巴的政治前台，仍不忘与中国人民的多年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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