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许多经典案例，都是由于“示众文化”影响的，许多曾经想干的事，由于“示众文化”的威慑，被退回。
柯震东成为“示众文化”牺牲品
“示众”有悠远的历史，在文明史上，“示众”担当的功能主要是惩罚，其次是教育，“杀鸡给猴看”、“以儆效尤”。它的威慑力、它唤起“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羞耻心，都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示众事件，大概是东方农耕文明的“战神”蚩尤及其部将们死后的遭遇。西北游牧部族的领袖黄帝将蚩尤囚禁起来，把他的皮剥做箭垛，让天下百姓都来练习射箭；还剪下蚩尤的头发（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高挂起来，称为“蚩尤旗”，让老百姓远望都感到恐惧；再把蚩尤的内脏掏出来做成皮球，叫百姓都来踢球。第二次重大的示众事件，大概是江浙一带的防风氏迟到的经历，治水英雄大禹请大家聚会，同样是治水英雄的防风氏晚到，大禹就将防风氏杀掉，这种示众立威的作用是明显的，它使“争先恐后”成为一种集体心理意识，当《易经》的“比卦”定辞的时候，人们就立马想到防风氏的遭遇，比卦的系辞是，“不宁方来，后夫凶。”。即使粗读中国史的人，都会由此联想下来。
中国漫长专制王朝中的“示众”太多了，到后来，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本加厉，升堂入室。“朱元璋时代”可以随意羞辱朝廷重臣，可以把贪官的皮剥下来供下任官员使用。真正实现了皇帝一人外皆奴才的典范；“雍正时代”以皇帝之尊将臣民的罪状以及皇帝的批语发布全国。后来时代照猫画虎，政治治理、司法手段、教育模式等等全部求助“示众”来解决。失去创造力的民间则成为官家的副本，皇帝在朝堂上将大臣“示众”，百姓在自家祠堂里惩罚，甚至直接将人当众“沉塘”。由于鲁迅等人的揭示、提撕，中国人对“示众文化”的反省是深刻的。百年来的中国启蒙，使我们知道，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人格的尊严，我们不过都是“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说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遗憾的是，由于鲁迅的强调，以及现代以来更为荒唐的示众现象的发生，如夫妻反目、父子相告，“揭老底战斗队”、“人肉搜索”的出现，公审大会、报刊、广播、电视的介入，使得我们很多人错以为“示众”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本尼迪克特认为，东方文化是“耻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我们很多人对此结论深信不疑，甚至得出必然推论，“示众”无疑是最具有“耻感文化”特色的执法手段，所以受到中国人的青睐。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
“示众”也是西方人曾有的手段，在西方文明史上也层出不穷。著名的古罗马斗兽场虽然有多种功能，但“示众”无疑是其中之一。罗马皇帝塞维被打死后，尸体被扔到大街上示众，并且有马车倾轧；克伦威尔的尸体则是从棺材里拖出来枭首示众的；布鲁诺是被示众烧死的；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作家霍桑的《红字》也是涉及“示众”；还要令人色变的断头台、绞刑架……至于示众意味极强的“鞭刑”，英国人到1948年才废止，而当今世界仍有十几个国家实施这一刑罚。
示众文化属于全人类的。关于其起源没有人提供答案，政治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难以肯定它究竟是政治人物发明，还是教育者创造，抑或是父母总结出来的。如果按照《易经》提供的线索，我们大概能够猜想，示众在中国，是统治者们的杰作。无论是谈论市场经济的“噬嗑卦”，还是谈论教育的“蒙卦”，先人都系辞以“示众”一类的字样。蒙卦的系辞是，“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不难理解，直到今天，中国人在商场上抓到小偷，还要让他游街示众一会儿；至于素质教育多年，学校依然是当众体罚盛行，罚站罚留校……可以说，无论起源，东西方人是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示众”的功能，它利用人性深处的羞耻心，使人“浪子回头”“知错认错”，使围观者引以为耻引以为戒，不越雷池一步。示众有过巨大的历史意义。
当代学者汤一介曾说文明会经历三阶段：“专制为体，教化为用”的阶段；“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阶段；“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阶段。可以说，示众正是文明第一阶段的应有之义；或者说，凡是示众文化盛行的地方，不过仍处在第一阶段而已。在这个层面上，西方走在人类的前头。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是对传统的超越，也是对东西方文化的超越。享用时空中的果实乃是我们现代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阶段。这是青春少年蜕变成成年公民的阶段。“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这一过程，需要人们怀有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担当、责任、欢乐；而非人人做看客，或痛哭流涕地做“好孩子”、“乖小孩”，这个过程是难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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