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谈到资本项目开放问题。从演讲内容来看，周小川的讲话让人眼前一亮----对这个讨论已久但仍未有明确时间表的话题，周小川给出了明确的表态，展示了一幅资本项目开放大步前进的图景。
中国资本外逃带来的风险不能低估
周小川的讲话向市场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2015年中国将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使人民币接近成为一种可自由使用的货币。如果完成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将取消对外汇收支的管制，居民不仅可以通过经常帐户交易，还可以自由地通过资本帐户交易获得外汇。如果中国决心在今年完成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也意味着决策部门可能认为资本外逃、资本流动不稳定等问题带来的短期风险在减小。不过，从今年第一季度人民币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出的实际情况来看，资本外逃带来的风险依然不能低估。
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在内部讨论中表示，从政策角度看，中国的资本项目改革是与“一带一路”配套的措施，使得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更加便利。不过，"一带一路"的政策，只有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债券的债信评级很高，并被广泛接受的条件下才会带来正向效应。否则，随着对外投资的扩大，美元需求会急剧上升，如果国内公开的、地下的、国有的、民间的各种人民币（包括4万亿时期积累的巨额资本）都希望转换成对外投资，将会产生巨大的美元需求。这时候，人民币贬值以及资本流出可能无法避免。
资本项目开放或将晚于利率市场化
从政策上看，中国人民银行在近期的两次降息中都配合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深港通等资本项目开放的脚步也渐行渐近。
对此，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在接受中国金融信息网人民币频道采访时表示，今年5月或6月有望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目前，存款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实现，银行利率已经出现分化，只有少数小银行会上浮到30%，大部分银行都小于30%。今年宣布取消30%的上限，应该说是水到渠成。朱海斌介绍，如果参照日本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初推进利率市场化，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除了对放宽利率管制之外，还应该放松对量的管制，即对信贷额度。
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朱海斌表示，深港通会在今年推出，同时个人海外投资，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渠道和安排。整体来看，资本项目开放还是逐渐推动，距离资本项目真正实现最终的目标可能会比国内的利率市场化要晚一些。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需循序渐进
事实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发展，贸易盈余和外储累积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加速的迹象，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不少国家都曾积极地探讨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课题，不少现实主义的日本学者给出的答案是，即便中国面临的环境和上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有很大不同，然而循序渐进的实用态度会是最优选择，但其重心更多在于“循序”上。日本当年的经济自由化过程基本按照：贸易自由化，资本交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顺序逐步实现。
其中资本交易自由化总的而言是对内投资的自由化先行于对外投资，较早的对非国内居民开放了日元存款账户，这成为海外短期资本流入日本的主要渠道。其后，外国对日本的证券投资和贸易关联交易也逐步成为短期资金流入的重要通道。但在应对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等外部冲击时，日本当局频繁地通过外汇和资本交易的管制措施来平抑市场的不稳定。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国家更多在于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当局应对措施的欠缺。
总体而言，中国目前面临的内部环境和当年的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着很多不同，比如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开放的步骤和日本当年就有很大差异。而且中国作为实验早早的在香港开始了非内地居民的人民币存款账户的实验，内地居民实际上也在渐进地享有一定额度的外汇汇兑权，海外资金通过QFII或者沪港通等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但是中国当局对资本和外汇的管制手段以及能力都没有明显的削弱。
然而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之大，面对的资本规模对应的挑战自然是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当年不可想象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改革越是拖延今后面临的挑战也越多。按照早年IMF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省，资本项目开放的模式不是单一的、也没有完美的方案。以中国多年来的改革趋向和现实主义而言，资本项目的开放必将是在当局可控条件下逐步落实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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