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联秘书处的角色，是为协助常委会执行决议的行政机关，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中央权威。学联是行联邦学生会制，主权在七大学生会，而非秘书处中央领导、地区学生会跟从的总会制度。当然，如果联会要改成总会制度，亦无不可，但于秘书处看来，牵动学界在社会角色之事，我们当须在院校展开深入讨论。过去一年，秘书处职员分别担任对外联络、提供社会形势分析、协助学生会尝试新组织方向及处理庶务行政、调度后勤的角色。秘书处职员是透过周年大会选举或常委会委任担当其位，经学生会先后从周年大会及常委会议决授权行事，故有其代表性及合法性。秘书处的存在意义，正正在于分担学生会干事的工作，同时就过去推动不同议题之成败得失中汲取教训，尽力提供意见，藉以与学生会干事共同成长、承传，日后作出更周全的决策。秘书处职员成员本就是曾担当各学生会的干事，理解学生会在学界以至社会的重要性，担当秘书处职位，就是为了承传学生组织精神以至技巧经验，从而促进学生组织的发展。
在共识制下，学联的共识必然是学生会的共识。有人质疑此乃运行的理想情况，但这确是学联决策时实际运作的状况。这也正正是学联秘书处代表性所在：当决议由学生会共同作出，秘书处职员自然获得充分授权去对外发言或行动。若学联决议非经学生会代表首肯，何以各大学生会干事至今从从没承认学生会被秘书处骑劫？
发言不发言 ― 常委会议决
然而，秘书处是否需要担当发言人，并非必然之事。以往，于秘书处缺庄的年份，行动发言人便由常委担任；即使有秘书处职员在任，常委会仍可议决由谁代表学联发言。观乎推动学界方案、遮打抗命、罢课、整个占领运动以至高教政策倡议、土地议题、同志议题，大部份传媒访问，港大、中大、岭南、树仁、理大、科大、城大、浸大学生会代表，皆承担了大小不一的学联对外发言工作，发言之权责绝非、亦不应由秘书处垄断。学运明星代表学联？
由是之故，学联以至秘书处的代表性，在授权制度上环环相扣，但政治决定是否获学生认同，则取决沟通过程，及学生会干事的决议与学生的判断是异是同。一旦学联决策、判断遭受任何非议，此乃众人的共同政治责任。一间院校受压迫而被逼跟大队的情人况，在学联过往一年的决策从未发生过。如有院校学生认为被捆绑，学生会干事决议被批评为「院校被骑劫」，我们倒要认真反思，为何学生会干事的政治判断与同学有异，以至有现在争议。对于学联秘书处等人被卷标为学联之首、学运明星的印象，仔细检阅，倒是因为公民广场一役，秘书长周永康及副秘书长岑敖晖被囚四十多小时，而且遭警方加以入屋搜查令，释放之时获公众同情，加上网络朋友的二次创作，方成为往后传媒公众关注的焦点，结果令公众以为学联就是以秘书处二人为首。学联以往一直避免塑造个别学运明星，今天公众以至学生对学联的印象，虽说属社会风潮的结果，但也确是学联成员应当反思的事情。
走在社会前缘 ― 一路如是
客观而论，两伞运动之前，香港社会沉寂之际，学联一直走在社会前缘，步伐及对香港的未来想象超越泛民及和平占中，由提出学界方案公民提名、走到遮打道抗命、大专罢课、重夺公民广场等等，一路走来如是。雨伞运动期间，学联决策有与群众同行，也有与群众离异。当中学联曾尝试尽力与市民学生沟通，但几十人的团体在运动中被各方拉扯，要求其满足近百万人南辕北辙的期望，本来就是不切实际，所下判断也必然为人非议。但以学生组织本位而论，学联有否妥善组织同学，处理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则确是未足而应予改善的。如要维系学生组织本身行动方向的正当性，仿效魁北克学生联会组织罢课之模式，以会员大会、定期的行动工作小组会议，去确保学生获得与学生会干事同样的信息，继续分析形势，作出判断，可以是其中一法。此方法同时亦体现学生组织代议及直接参与的精神。然而，雨伞运动形势使然，仅有数十个核心干事的学联单是与三个占领区占领者在79天中夜以继日的沟通、与众多民间团体开会、抗衡政党及占中为首的保守中产退场声音，已疲于奔命，实在再无足够人手去有效地维系与学生之间的连系，实属无奈。惟我们也需在以后严加正视，何以重责在双学等个别学生团体身上？我们唯有谨记，学联是学生组织，但同时是一个有公众面向的学生组织。学联为学生而立，也为社会而立，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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