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后，朱德逐渐退居二线工作，有了空闲，他就在中南海种兰花。朱经常抽时间整理兰花，可以感受到他对兰花的喜爱。在一个解密的资料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一个特定的会议上，有人对朱德说人不得志的时候喜欢兰花，朱说你说我不得志我就不得志吧。
朱德与唯一的女儿朱敏
八一南昌起义后，部队最后上井冈山的只剩八百余人。朱德的信心和信仰最终发展成为支撑南昌起义队伍最关键的力量。这八百多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埋葬蒋家王朝的基本班底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朱德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贡献理应彪炳千秋。近日，我们采访了朱德元帅的外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刘建少将，听他娓娓道来他眼中的朱老总……
牴犊情深深，爱兵意切切
那是一个久远的回忆，那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回忆，十五个春秋的教诲，十五个寒暑的关爱，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爷爷对我的巨大影响于有声与无声之间，在我脑海中回旋……
1953年夏天，我母亲朱敏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返回祖国，不久，我就出生了。母亲休完产假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为了让母亲专心工作，外公朱德告诫她：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外公决定把我留在身边抚养，直至他搬离中南海，我去了东北建设兵团。我在外公身边生活了十五年。
外公认为孩子都是亲孙孙，没有内外之别，让我们叫他“爷爷”。虽然现在有些文章中给改成“外公”了，但我们一直按习惯叫他爷爷。过去曾有人让我叫朱老总姥爷，爷爷说：我不是“老爷”，地主老财才叫“老爷”。在爷爷身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都要严格要求自己。爷爷对晚辈非常关心，很少对我们发脾气；但你若不按照党纪国法办事说话，老人家是绝不留情的。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期末考试得了五十九分。爷爷问我考了多少分，我说就差一分及格。爷爷说：“学习是为了走向社会，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知识和人才。你这个态度不对，看来你学习没用心。你这种思想可要不得，现在不认真，将来办什么事都大大咧咧的，你就变成了一个废人。”以后我做任何事情，爷爷都严格要求。
爷爷是佃农出身，当年能完成私塾教育，全靠兄弟姐妹们整日辛苦劳动、节衣缩食供他读书。新中国成立后，爷爷知恩图报，让他们把孩子送到北京读书。当时来了十多个孩子，虽说爷爷当时工资不低，但要抚养这么多孩子，一个月下来就所剩无几了。爷爷和康克清奶奶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从1959年开始，爷爷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餐桌上从此没有了荤腥。政府将每个人的粮食定量缩减到最低限度，党中央领袖们带头勒紧裤腰带。当时，在中南海工作的机关干部由个人报数重新定量。毛主席自报每月粮食定量是二十六斤，周总理报了二十四斤，刘少奇主席报得最低，只有十八斤，爷爷也报了二十六斤。后来按照国家制定的定量标准，北京市规定男性干部为二十八斤。但领袖们坚持说，既然已经自报，就不要变动了。有关部门只好按照他们自报的数量分发粮票，直到我参军到部队，每次回家看望爷爷奶奶离开时，奶奶都要叮嘱我把粮票留下。
在那个年代，人民群众吃不饱，爷爷要求我们也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和同学们一起住校。每顿饭一个二两的黑面馒头和一碗稀粥，菜也很少。周日回家时，菜里才能见到点油腥。孩子们为了抢菜汤拌饭，在饭桌上都打了起来。当时在中南海，我们和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他们几家共用一个食堂，爷爷家和刘少奇家孩子多，伙食差，彭、杨两家人口少，伙食标准高。为了保证爷爷的身体健康，奶奶特别让厨师给爷爷单独开小灶，也就是平时菜里能见点油。可当爷爷的菜端上桌后，我们这些孩子都眼巴巴地看着，爷爷就把菜都分给了我们。杨尚昆看到这种情况，就端着自家的菜走过来说，我和你们换一下，尝尝你们的菜。实际上，他放下菜就走了。我们一抢而空。
爷爷从小干过各种农活，在战争年代，只要环境允许，他就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爷爷是种菜高手，不仅倡导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还在困难时期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晚辈们，在中南海住所空地上开出一片菜园种茄子、白菜、辣椒、西红柿等。爷爷还很会用地，中间种什么，边上套种什么等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康奶奶在工作之余不但帮助爷爷管理菜地，还带领我们采摘野菜，和粮食拌在一起做成菜窝窝吃。每周休息日采摘鲜菜后，爷爷奶奶总会请所有工作人员会餐。我1970年年底入伍当兵。当时，我所在部队的领导在长征时是小红军，十分敬爱朱老总，考虑到我爷爷年岁大了，便有意借出差派我回北京看望老人家。每次回到家，爷爷都十分关心部队的情况，问这问那：战士们在想什么？吃的怎么样？一天可否保证一顿细粮？一星期能否洗上一次澡？干部们能不能与战士同甘共苦，怎样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干部有没有占战士的便宜？等等。爷爷同时告诫我不要当“兵油子”。我提干后，爷爷常告诫我，干部带兵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知兵、爱兵，还要学会做思想工作。爷爷说：“部队打仗是靠战士冲锋陷阵，战斗胜利要靠官兵一致。”1985年，我在部队任副团长时，曾向团党委提议组织宣传和军务部门，把每个新兵学习、训练、生活的情况制成录像，派专人带到新战士的家乡巡回播放，再把家乡亲人的嘱托、勉励带回部队。随着国家通信事业的发展，我们又制定“两分钟通话”制度，每逢重大节日，每个战士都能和家乡的亲人通一次电话。有些战士的亲人一辈子没打过电话，在数千里之外听到孩子的声音，激动得泪流满面……
爷爷会打草鞋，当年长征休息的时候就打草鞋，并教会了身边的战士。平时爷爷在马背上也会放几双草鞋。有一次看到一个小战士掉队，因为鞋坏了，脚划伤走不动了，爷爷就从马背上拿一双草鞋给了那个小战士。爱护战士这些事都是爷爷身边的工作人员讲给我们的。爷爷作为军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爱兵如子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
潘开文、管开智和康历志、齐铭臣这些在战争年代跟随爷爷的秘书和警卫人员讲起爷爷爱兵的故事时如数家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有一天，爷爷亲自带领几名警卫员到南泥湾勘察，到驻地时天色已晚，他们就在两个破窑洞里面搭了简易床铺。睡觉前，几名警卫员商定，让警卫员管开智跟爷爷住一个窑洞，并安排好让爷爷睡在里面的床铺上。夜间站岗，几个人轮班，到了下半夜该轮到管开智站岗了，站岗的战士走到爷爷和管开智住的窑洞，轻轻推了一下睡在洞口铺上的人，说了声“换岗了”，就回去睡觉了。天亮后，大家发现爷爷在站岗，感到很奇怪，便问：“首长怎么不睡觉？”爷爷听了，没有埋怨任何人，也不做任何解释，只是微笑着说了一句：“你们站岗放哨睡不睡觉呀？”大家这才明白，走进爷爷住的窑洞一看，发现管开智在里边的铺上还没有醒呢。原来站岗战士夜里推醒的不是管开智，而是爷爷朱德总司令，爷爷与管开智临睡前调换了铺位。从这事上我充分体会到爷爷的爱兵情怀。小时候我也常听老一辈革命家们谦虚地说：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一切力量来自战士。在延安的时候，爷爷很喜欢孩子，当时老一代领导人很多在前线作战，他们的子女都在延安保育院生活，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革命烈士之子伍绍祖等都曾生活在那里，直到今天他们还习惯地称呼我爷爷为爹爹，我奶奶为康妈妈。特别是陆定一的儿子陆德，他跟我说：我这条命是朱爹爹给的。陆德出生后，他母亲没有奶水，延安大生产开展后，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养了奶牛，中央首长每人可分到半磅牛奶。爷爷知道陆德没有奶吃，就将自己的这份牛奶送给了他。言传加身教，家风后代传
我认为爷爷对革命事业有五心：第一是永葆恒心，坚决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不断探索，不懈奋斗；第二是竭尽忠心，为党和人民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第三是充满热心，对社会主义建设任劳任怨；第四是满怀爱心，对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矢志奉献一生；第五是保持公心，恪守原则，一生坚持革命到底。特别是他这个“公心”，和党中央提出来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好吻合。爷爷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1972年，爷爷的秘书受人之托以给爷爷亲属购表的名义，向“三座门”军委办公厅申请购买十块“莺歌”手表，虽按价格付款但要求免除工业券。当时这种原装进口手表是重点内控商品，市场上根本见不到，价格是一百八十七元一只，同时需要七十张工业券。在计划经济时期，每个城市居民一年仅发到很少的工业券。“三座门”军委办公厅接到电话后，只按价格收钱并免除所有工业券，同时将手表送到爷爷家中。爷爷知道后，非常生气，将拐棍杵得地面噔噔响：“我戴的是国产表，质量很好，不需要更换，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共产党员首先不能欺骗组织，必须遵守组织纪律，绝不允许搞特殊化，以我的名义向组织要东西。”爷爷责成这位秘书做出深刻检查。为了让他吸取教训，警示他人，爷爷果断决定将表和人都退了回去，另选秘书。
奶奶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1976年爷爷去世后，奶奶马上向组织报告，交房子并提出：我该享受自己的待遇，该搬到什么房子住就搬到什么房子去；老总的车立即交，工作人员按照中央的规定，回到自己的单位去。负责照顾爷爷的同志，就此都回自己的原单位了。1992年奶奶去世之后，我妈妈也把这种思想继承下来，要求将奶奶的住房退给单位，交给组织，并给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副主任杨德中同志写信：
曾庆红、杨德中主任：
您们好！妈妈康克清病逝后，根据妈妈临终前“我什么都不要”的遗嘱和爹爹对后事处理的原则，我对爹爹和妈妈遗物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妈妈的存款：她老人家生前一直关心家乡的建设，存款就捐给江西万安县，支援家乡的教育事业；
二、爹爹和妈妈的手稿、书籍及有革命历史和教育意义的文物、有保存价值的礼品全部交给组织。
妈妈病逝已近两年，遗物暂时存放在她原来的办公室、卧室以及库房里。因为我不住在那里，缺乏严密的组织管理，加之今年暖气试水时漏水，物品部分受潮，造成了一点损失，因此，我建议：请组织上指定专人组成处理小组，作为亲属我们将遵照他们的遗愿，配合组织，善始善终处理好有关他们的一切事宜。朱敏
1993年12月22日
兰花碧叶长，为佩亦自芳
爷爷喜欢兰花，对兰花情有独钟，他因此被称为中南海的“兰花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逐渐退居二线工作，有了空闲，他就在中南海种兰花。爷爷喜爱兰花是从四川到云南的路上开始的。他在自述里讲道，那时，他去考讲武堂，一路上看到有一种白色的花很漂亮，当时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别人告诉他是兰花，他就挖了两株带在身上，从此他就喜欢兰花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福州参观一个寺庙，寺里有一棵古树。那时候我已经十一岁了，记得很清楚，爷爷在树底下站着说：这个树上有棵兰草。大家都很惊讶，结果抬头仔细一看，上面还真有一棵兰草。爷爷解释说，这是鸟吃了兰草的种子没有消化，然后鸟粪中的种子在树上生根发芽了，后来他把这棵兰草带回了家。有一张照片是我在爷爷旁边，他正在介绍兰花。爷爷经常抽时间整理兰花，可以感受到他对兰花的喜爱。在一个解密的资料里，我看到过这样一个细节：在一个特定的会议上，一位老同志对爷爷说人不得志的时候喜欢兰花，爷爷说你说我不得志我就不得志吧。
爷爷喜欢种兰花，喜欢兰花的纯洁。我们常跟他一起整理兰花。兰花每年要换盆，要把比较粗糙的根剪掉，我们光揪出来抖搂抖搂，他就说不行，那些根要剪掉。还说兰花的叶子干枯了，为了好看，还要修剪一下，肥不要上多了。他说兰花不喜欢大水大肥，生命力顽强，开花也很不容易，需要细心照顾。他经常外出视察，一有空就采集一些兰花。世间还有一种说法，说他喜欢兰花是因为怀念他在湘南起义时的妻子伍若兰，我没听他讲过。在爷爷的自述中，老人家对伍若兰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在自述里虽然话很简单，但是含意很深：伍若兰同志，她是湖南人，一个师范学生。她在耒阳暴动中当妇女部长，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同志，党的观念、政治、文化方面都很强……虽然爷爷的几句评价很简短，似有没讲完的话，但表明了他对伍若兰的高度评价和深厚感情。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