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雨之下，一代伟人李光耀的灵柩被推进了公墓，包括中国副主席李源潮在内的二十四国特使一同举哀。那个影响世界的华人智者彻底告别了我们，在他安静的长眠于地下时，他的思想遗产却让外界躁动：威权影响的城邦新加坡会往何处去？受新加坡影响的外国又该如何呢？
李光耀虽已远去，他的经验永存
总的来说，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虽然是议会民主制度，总统、总理也都已改作民选。但“人民行动党”当局的行动效力仍然是压倒性的。这也让新加坡这个以威权著称的小岛城邦依旧没有从李光耀时代遗留的范式中彻底跳脱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怕外界不应该继续瞩目于什么“新加坡模式”了，这都是李光耀的范式与制度。
伴随着李光耀的去世，新加坡以“智者”角色闻名于世的唯一要素已经彻底消失。当外界尤其是北京瞩目于新加坡的改革经验时，新加坡本身也已经站在了转型的十字路口上。这就让新加坡的改革带着一丝诡吊：分析人士们虽然口口声声自称把目光落在新加坡身上，但他们都在盯着北京，盯着习近平为首的北京要人们怎么在李光耀消失后的日子里动脑筋。看着这种在大中华文化圈里广为学习的思维方式会迎来怎样的未来。
精英治国的合理存在
作为“精英治国”理念浸淫下政府的代表，新加坡目前确保了“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绝对领导地位，当李光耀彻底离开他们后，2016年的新加坡大选就将在“人民行动党”当局和反对党势力的短兵相接中展开。尽管在新加坡政府多年的辖制下，反对党团势力暂无招架之力是事实，但新加坡执政党为“内部凝聚共识”而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也是公开的秘密。因为李光耀政权本身就有心结，这一点恰恰也中共需要直接面对的。对于李光耀执掌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来说，在该国建国的前几十年内，其政府一直在“马共”和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威胁下生存，尤其是后者几乎将行动党早期元老一扫而空，全新加坡稍有智识的人物一度基本转投其名下。对此，李光耀侧近的要人大都两股战战，几欲先走，以为新加坡即将面临变色。但掌控政权的李光耀并没有因此胆怯，他抓住对手蔑视国会、脱离政府的特点，冷静把控局面，将林清祥、谢太宝为首的一批共运人士投入狱中，进而严格限制惹耶勒南、邓亮洪等有力反对党人士的活动，令其倾家荡产、终生不得出头。这就使得新加坡反对党虽历史悠久，但往往不成气候，在行动党政府的威权之下，各党的野心显然是难以实现了。这种稳定而寂静无声同时也没有破坏“民主”的局面显然是各国领袖最希望见到的。
对北京来说，类似的情况其实并不算太陌生。也就在1989年，北京因上层部分人士两头下注，下层遭遇大环境鼓动而陷在春夏之交的泥沼里。这使得中共不得不以一点鲜血的代价维护了政局的稳定。当欧美各国一致因此决定将中国置于国际社会的边缘时，唯有新加坡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份子，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和北京尤其是和江泽民、邓小平等中共要人的亲密往来。这种雪中送炭式的情谊决定了新加坡和中共之间的联系绝对不是政客间可以用来彼此出卖的筹码，两国高层之间的亲睦也就有了另一种涵义：大家终于走上了相类的轨迹。
学习新加坡 中国的契合点
不可否认，人民行动党不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但北京却一直都算是植入新加坡因子的一员。中国当今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要人对李光耀一直都表示着由衷的崇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开进程初期也在经济领域采取过部分新加坡经验。这其中最为突出的细节莫过于新加坡“国父”之一的吴庆瑞在1984年因个人原因去职后，竟在邓小平的邀请下径自来到北京，担任起了中国的“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并和当时中国的实权人物邓小平与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往来密切。这就让当年一些大胆的分析人士猜测邓小平可能在深圳等问题上借用了新加坡的方式，而今这些推断已经基本成了现实。
中国借鉴新加坡经验，在改开之后最为突出事实上，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执政举措，尤其是在舆论监管和意识形态领域所表现出了强硬，但这种表象之外仍然是一种精英团体有效把控的实质。外界对于中国威权主义道路表示出了一种怀疑，但这种怀疑可能往往只是隔靴搔痒的。在经过对于习近平个人性格、近期举动以及精英治国大方向的分析之后，虽然可以发现这种怀疑难称准确，但将其与新加坡经验结合起来观察，却亦不难察觉其中的相似点。当中、新要人之间关系持续密切联系时，这其中的关联就容易让人产生联想：这种曾经在中国造成深远影响的模式在未来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深究之下，新加坡模式被中共一度运用于某些特殊领域其实并非偶然。新加坡是英国的前殖民地，这种殖民地之下也有着复杂的地下社会与会党结构，这与旧中国沿海地区半殖民地与民间秘密社会共同存在的环境是相似的。新加坡从英国伞下独立后，并没有依样画葫芦的完全沿袭西方世界的议会民主制，这与中共建政后并未完全仿照苏联模式建立政治制度大为相类。此外，李光耀在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强调秩序和责任，继承中华文明一个政治中心的传统，坚持一党独大，这点也与中共在北京建政后的选择有相当的契合之处。
新加坡与北京相互学习后的未来
当然，李光耀模式在新加坡的表现也不仅仅是精英的把控。他终究引入了西方制度中的活性成份，譬如“反对党”机制，并把其改造成为可控的监督与施压者，不使之失控而危及现行体制。这种策略，使得对内可以给不同阶层提供表达政见的渠道，对外则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体系中，增加自己模式在西方的合法性。
相比之下，北京在面对类似问题时就有些迟缓甚至愚钝，毕竟，新加坡当局在李光耀在世期间尚能镇住部分反对者对行动党的盘诘，一俟行动党丧失了李光耀这样的精神领袖，恐怕剩下的大佬们未必会有足够的力量来镇压“造反者”们。这一点似乎也将成为留待中共观察的关键要素：北京虽然没有这样苦大仇深的反对党团群体，但中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争斗也极为突出。伴随着李光耀的去世，他的思维方式在中国问题上的投射将由此戛然而止，那么这种互相学习的状态又将何处去呢？
总的来说，新加坡经验的最大意义终究还是与它和中国的关系有关。新加坡也许会在未来迎接改革，但在此之前，恐怕来自中国的最新成果更值得一提。这一点在北京如何将习近平的反腐慨举推上前台时尤为突出：习近平在推动各项革新的改革中，在反腐“打老虎”方面赢得了相当的声望，业已初步树立了他的威权地位。在这些集权现象身后，不少习近平的追随者甚至敌人开始公开承认他的战绩。很显然，中共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正在向正面转变。这一趋势毫无疑问仍在进行，历史也或许也选择了习近平去肩负重兴中华的命运，这其中也许就有着李光耀模式在中国起作用的进程。到了这个时候，李光耀一手缔造的给中国造成深远影响的模式在新加坡的未来也许一时不得而知，但它在未来几年内的中国想必会带来良性的结果。
当各界人士们在3月22日这天为李先生的逝世争相献花、撒泪和擦鼻涕时，尽管大家都会随喜地表示“李光耀打造了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国家治理模式。他正视新加坡的各种局限，用一种彻底的现实主义眼光，开辟了适合新加坡的生存之道”云云。但这个问题落实到中国身上时，就会变得异常具体。李光耀留下的思想成为了一种可以融合入大中华文化圈内的充满活力的因子，他也将在中国的变革时代中会起到相应的责任，相应的，新加坡也会在这种相互学习的进程完成后迎来变革时代的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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