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清除了王明“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为中共“七大”的顺利召开、为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当然，整风运动也存在着失误和偏差，其中就包括对周恩来的过度批判。对此，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勇于承担责任，为后人树立了一座高尚的道德丰碑。
毛泽东与康生
回到延安 赶上“抢救运动”的高潮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一行回到延安。
3年前，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派，离开延安去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他远离中央，身居虎穴，一举一动都在特务密探的严密监视之中，但他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如今，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周恩来感到分外兴奋，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进步。
8月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他说：“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他还结合这些年的实践，发自肺腑地赞扬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周恩来的这一讲话，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整风运动期间所作的多次报告和讲话中，都积极引导大家认清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正确方向。周恩来回到延安的时候，正赶上审干工作中“抢救运动”的高潮。
当时，中共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学委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更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使审干工作离开了正常的轨道。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紧张的审干工作推向了顶点--“抢救失足者运动”。他还在陕北公学作报告说：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这个报告后来被印成文件发往各单位、各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抢救运动”一时间“战果辉煌”。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许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也被“抢救”，如陶铸、孔原、钱瑛等，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还被打成“红旗党”（即康生臆造的所谓假冒共产党的国民党特务组织）。
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由周恩来领导的。“抢救运动”造成的紧张气氛，使刚刚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处境相当困难。但是，他对审干工作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当陕甘宁边区政府整风运动负责人李维汉问他：这（指所谓的“红旗党”问题）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明确地回答：正在清理，没这回事。
参加整风 系统整理思想认识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
周恩来参加整风，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决议，周恩来领导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不过，在重庆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认识。
回延安后，便有了这种可能。1943年8月底，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了四篇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这四篇笔记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笔记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与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5次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运动前的情况。他在发言中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在报告的结束语中，周恩来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以史为纲，对重大事件进行深刻的分析，而又不以偏概全，能启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党内对中共“六大”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筹备、召开以及贯彻执行等各项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认识得更加清楚。因此，经过深入的思考，并与当年参加“六大”的同志交换意见后，周恩来于1944年3月3日和4日在延安中央党校就“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党的各项政策，“六大”本身及其影响等6个部分对中共“六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统一全党认识、推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对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均有重要作用。遭过火批评被认为是“犯经验主错误”的代表
延安整风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是，由于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因此不免出现偏差。在第二阶段整风会议上，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有过火的偏向。
在胡乔木组织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书中还指出，当时对周恩来有一些“偏激之词”，甚至认为他是最危险的人物。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在《读〈周恩来传〉笔谈》中写道：
周恩来在党内经过多次复杂斗争，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依靠党的组织，同右的和“左”的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这些倾向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多，而且长期流传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加之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如认为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是“调和主义”的态度；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义会议他才拥护毛泽东的。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可否认，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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