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8日，学界奇人于建嵘在言几又书店接受腾讯文化独家专访。以下为全文。于建嵘简单介绍了新书----《寻找法国和谐之道》（《访法札记》原名）写作出版概况，并对中法农业、农民情况进行对照分析，讨论在中国当前状况下，如何建构和谐社会。
法国农民在埃菲尔铁塔下放羊
于建嵘压了箱底八年的旧作《访法札记》出版了，因为是记录考察法国农会、工会的精华，被朱学东喻为“有‘骨头’没有肉的书”，深受读者喜爱。
2006年写该书时，声势浩大的奥运反法游行还没有到来，倒是法国社会自己在动荡----不安分的城市“无套裤汉”们挑起长达几年的骚乱。考察过程中，于建嵘发现自己之前错了。
第一，法国已不是纯粹农民问题，而是第二代移民问题。
骚乱主力是第二代非洲移民，导火索是----如何保障权利和怎么融入法国。克利希苏布瓦地区位于巴黎东北部，1960年代政府就用来安置非洲新移民，面积4平方公里，却只有10000多人，住着楼房，绿化很好，他们怎么还骚乱？《访法札记》解读是：第一代移民巧遇制造业繁荣，第二代遭遇制造业转移，就业危机。于是他们砸汽车、烧房子。幸亏，最后没有人因此被判刑，舆论却是指向政府的失职。
中国移民问题也是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很满足，挣钱回乡，盖房子供孩子读书，第二代就不满足了。中国很多问题与法国有可比性，解决途径也有参照性，所以秦晖老师说“法国农民是中国农民的一面镜子”。
第二，法国农民实际上已经不是“马铃薯”。
“欧洲各国农民占总人口10%上下，甚至更低，但他们能影响整个议会大多数的投票。”在法国，一个普通农民、农场主可以选择加入多个工会农会；当他的权利受到侵害，有救济渠道----司法、社会组织、媒体，还可以找“共和国专员”；意愿能得到表达。而这些社会组织，没有事业编制，也没有财政补贴，必须为会员服务，否则不能生存。据法国使馆介绍，现在农民地位高，“总统都很害怕农民了”，法国所有政治人物都要参加每年农业馆举办的农业展览，以示对农民的尊敬。
我们还天真地以为别人还是“一口袋马铃薯”。
原来，我们真的不了解人家。
于建嵘按自己的计划走了很多地方，考察农会、工会，结论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必须有明确的法定权利”，而我们在学习别人和打造自己时对权利都陌生。
不仅仅不了解，我们对别人想象力还不够。
作为城市化的必然过程，很多低端移民到城市中心，甚至占领城市中心。城市规划中，如何处理一街之隔的穷人区和富人区，这是一个时代挑战。
发达国家法国，政府主动给第二代找工作，提供各种保障。在发展中国家印度，贫民窟中一种是政府的安置区，政府提供水电、公共设施。在印度最大的官方贫民窟----达拉维，只要提供证据证明你曾居住过几年，就能留下来。而秦晖老师遇到的一个人竟然在印度的中心商务区棚户区住了17年，却没有被赶走！
我们竟然对“中国模式”也缺乏足够想象力。
2014年7月24日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最受人诟病的就是驱赶低端人口离开北京。中国有3亿农民工进城务工，特别是失去土地也没有身份的第二代，他们基本是：不知道未来，但肯定不会回村。他们留在城里，构成一个庞大的“漂移的社会”，这是留给未来城市治理者的巨大难题。
于建嵘的意见是，不搞单独的子弟学校，穷人和富人的后代并不应该完全分开教育，应该融合在一起；而穷人也不应该完全聚集在一起，应该融入整个社会。最好的做法是，不要搞一刀切，让人们有留或走的权利和空间，权利多一点、自由多一点、选择多一点。
阅读《访法札记》，就是我们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很多东西跟我们“以为”的完全不一样。如果认真地阅读那个跟我们有着相近历史和现实的民族，你会发现，它的农民不再是“一口袋马铃薯”，而是有组织、有自己声音、有自己权利的农会；你还会发现，同样是贫穷、没文化，他们却可以通过司法制度、媒体监督来保护自己；你也知道，别人曾流血含泪走过的历程，也正是当下中国面对的问题与困境……而中国多数问题放在世界大视野之下，我们才发现，之前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世界很小的部分。
法国农民不是马铃薯，中国农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铃薯。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