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去世的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为中共提供过重要的政治示范，从目前中国政治体制讨论中可见习近平时期中共政制改革端倪。
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去世使他成为被世界媒体报道的头条，一个城市国家的前领导人受到世界级政治家的待遇。虽然李光耀在政治上保守反共，在地缘政治中更多选边西方，但他却受到中国官方舆论极大关注。个中原因恐怕除了他的华人背景，主要是他对中共的政治示范和启发意义。如中国作家王蒙评论所说，李光耀是个精英主义者，他反对照搬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这是中国领导人最欣赏他的地方。
最近在香港和大陆媒体流传香港智库学者建议完善中国政党制度，主张实行一党执政多元行政的文章或许体现了时下中国政治体制讨论中的中国特色。
公意，众意
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哈佛燕京学者伍俊飞在文章把“公意”和“众意”两个概念做了区分。他引述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真实的社会共同意志被称为“公意”，个体或利益集团意志的总和是“众意”。
作者指出西方代议民主制的不足就在于选举政党是众意团体，为利益集团出声，不体现公意。“众意并不等于社会的共同利益，时常损害社会的根本利益。” 他认为在“公意政制”中，政治合法性应该来源于社会公意，即由公意团体的成员通过思辨、研究、批评与讨论而得，不是通过公民选举获取的众意赋予。
伍俊飞文章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型矛盾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中产阶层的相对贫困，西方学者也认为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分配不合理问题，也主张国家干预市场来缓解和缩小贫富差距。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中国对收入差距问题做出的综合性回应，通过国家介入，削夺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势，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整体利益党
中共体现了公意政制的说法和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关于中共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的说法相吻合。
张维为不同意“一党制”因为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因此是这个政治体制最大弱点的看法。西方政治学者一般认为一党制无法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和中产阶层壮大带来的挑战，但张维为认为中共制度背后有传统中国文化传承，也有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营养，其生命力非常强盛。
他认为中共和西方的“党”有根本不同。西方的政党制始于代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多党选举就是不同选民利益的博弈，选举结果是一部分民意获胜，因此说西方政党是“部分利益党”，中共是“整体利益党”。那么一个代表整体利益的党如何能保证监督制衡呢？
张维为认为，历史地看，中共显示出很大的自我调整能力和内在的对意见的容忍度。他说从大跃进到文革整个的调整都是在一党制内完成的，而且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差距远远超过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差距。
他以亚洲四小龙为例指出，韩国、台湾基本是现代化初步完成之后转向美国模式，香港、新加坡某种形式上还是一党模式制度。结果哪个腐败?哪个处理的更好？
权势集团
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有自己的占主宰地位的集团和精英群体，而这些社会的精英群体的选拔方式（靠血缘关系，选拔贤能，还是公平选举・・・）往往决定了国家和社会形态被贴上 不同的政治标签。不同国家的精英群体构成也各有特点。
在英国，一般认为统治精英集团包括主要的政界人士，高级文官，司法界的显要人物，贵族，牛津剑桥的大牌学者，圣公会高级教士，主要的金融家和企业家，英国广播公司的理事，皇家成员及其高级顾问等等。这个统治精英集团不仅超出了政治权力范畴，而且还包括了权力和影响力借以发挥的主要的社会关系。
从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到今天的建国历史看，中共和中国的统治精英集团一直保持重合。关于“整体利益党”及其是否体现“公意”讨论，涉及中国社会精英集团的选拔方式及其正当性的问题，也折射出“一党”还是“多党”讨论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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