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国中将陶勇曾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所向无敌，他作战英勇，身先士卒，曾被誉为“拼命三郎”，更有三野“虎将”之称。中共建政后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这位常胜将军没有抵挡住党内斗争的暗箭，不仅自己遭到迫害，最终死于舰队招待所后楼花园的水井里，被认定是“投井自杀”，陶勇的妻子也随后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折断，最后精神崩溃，跳楼自杀。网友“xiaoxiang007”在个人博客发表文章《不秘之谜：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之死》，分析这宗高级将领文革死亡悬案时指出，1965年在中央军委解决海军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上，陶勇没有看清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本能地站在党内右派和中摇派一边，被人当枪使的陶勇，他对左派的痛斥无异于以卵击石，为半年后的家破人亡埋下了祸根。
1950年夏，陶勇与夫人朱岚和孩子们在上海合影
陶勇（1912-1967），原名张道庸，抗战时调任新四军二支队参谋长。为迷惑国民党，新四军军长陈毅为其改名陶勇。问其故，陈毅曰：“陶者，无忧也，勇者，无畏也。”陶勇甚喜，遂用一生。
陶勇直鼻梁，厚嘴唇，卧蚕眉，性格刚烈，作战悍勇，临阵常脱外衣，袒臂露胸，举驳壳，挥战刀，赤膊冲锋，人称“拼命三郎”，又像张飞。
1940年9月30日，驻江苏省泰兴县的新四军部队，在黄桥附近同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部队进行决战。黄桥决战前夕，三纵司令陶勇，根据陈毅和粟裕死守黄桥的部署，对各旅领导下达作战命令。他端坐一桌前，突然站起，虎眼圆瞪，指挥刀和驳壳枪砰然甩桌上，大声喊道：“谁他妈的敢丢黄桥一间房，一条街，要杀头，要枪毙，你们自己挑。我这两个家伙可不认得谁是爹，谁是娘！”众部将闻之悚然。打响后，三纵官兵在敌人数倍于己的兵力进攻下，顽强拼杀，终于守住黄桥，有力地配合了兄弟纵队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计划。是役，内战内行的新四军大捷，消灭顽军（对国民党反共军队的称谓）一万多人。对这次胜利，史学家们着书说：“黄桥决战，为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而这次胜利，也载入中学历史教科书。遗憾的是，八年抗战中，这个“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的新四军，没能留下一次值得书写的抗日战例。
1940年12月，乘陶勇率三纵主力离掘港兵发曹甸之际，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闻之，密令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保安一旅旅长詹长佑乘机夺掘港。曹甸之役毕，陶勇急令主力兵分两路，一路直奔掘港解围，一路直捣徐承德老巢石港。陶勇则只身骑摩托车飞奔马塘，以阻詹长佑驰援。詹长佑正欲领兵出发，忽见陶勇推门入室，大惊。经陶勇说明厉害，詹长佑答应按兵不动。陶勇即驱车奔掘港，一举击溃徐承德部队。
1942年春，孙二虎上岸向渔会要粮。孙系启东海匪头目，身佩双枪，百发百中。渔会惧其强悍，飞报陶勇。陶闻讯，出奇兵生擒之。孙二虎对陶大叫：“要杀就杀，无须多言。”陶勇喜其勇，亲为松绑。孙二虎谢恩以告陶勇：“如能一起上船，愿说服部下投诚新四军。”将军慨然应许。次日，陶随孙二虎单刀赴会，登海匪指挥船，会众头目。众匪见陶虎胆义胸，愿听候收编，遂交出50枝枪和所有船只。不久，孙二虎被任命为新四军海防团营长。
1944年3月，陶勇率三纵包围启东县久隆镇之敌。敌首徐宝富自恃碉堡工事坚固，固守不出。陶勇命日伪镇长喊话，无应；令部下用掷弹筒发射两枚炸弹，毁其城东北角。徐宝富始回话说：“请陶司令亲自出面谈判，再作考虑。”陶勇决定亲往，部将彭德清等人劝道：“恐有诈。”陶取钢笔交彭德清说：“万一有诈，此笔打坏太可惜，请你代我保存一下。”即带一名警卫员，昂然走近吊桥，大声喊道：“徐宝富，陶勇在此。”徐宝富震惊，折服，走下碉堡，放下吊桥，双手高举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说：“久仰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陶司令大勇大义，坦荡豪侠，特送此刀，以表心迹。”遂率部投降。
1947年1月，在鲁南战役中，陶勇率部向敌快速纵队进攻。突然，敌人发起反扑，数辆坦克隆隆而来，陶部官兵如潮而退。他见之，急至路口，坐一大石礅上，厉声喊道：“老子在此，谁敢往后跑，格杀无论！”随行人员紧急围住陶勇，以保安全。他分开保卫人员，怒吼道：“他妈的，闪开！”乃安坐在石礅上。溃退官兵见怒目司令，纷纷返身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的反扑。另役，陶勇率部攻枣庄，连攻四日不下。陈毅、粟裕严令陶勇限时拿下枣庄。陶勇当即调整部署，命部将张震东说：“拿不下枣庄，咱俩都准备脑袋一块搬家。”张震东再次发起进攻，终克枣庄。张震东班师以归，陶勇率司令部迎接，双手抱起张震东，大叫道：“打得好啊，老张，咱俩脑袋都保住了。”两人仰天畅怀大笑。
陶勇开朗豪爽，尤重义气，人皆喜与他为友。苏北抗日，当地实力派人物纷纷慕名而归降，如詹长佑（韩德勤保安一旅旅长）、姚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四团二营营长）、徐宝富（日伪团长）、孙二虎（启东海匪头目）、汤景延（国民党中校炮兵营长）、陆洲舫（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季敦廉（“三友商店”商人）等。
在苏中的陶勇，但见他同国民党“磨擦”，少见他跟日本鬼子战斗。据一篇回忆陶勇革命生涯的《“拼命三郎”陶勇手下的“孤胆英雄”》文中记载，陶勇在苏中通海地区，有一次为进击国民党顽军而“借道”鬼子地盘，陶勇曾派警卫排长毛俊雄下书鬼子。鬼子队长乐于坐山观虎斗，欣然签字应允。由是，陶勇借鬼子之力，迂回到顽敌侧翼，一举击溃之。显然，这不是陶勇个人行为，这是新四军在江苏战略的组成部分。陶勇“借道”的官方行动，为文革中的暴毙埋下了祸根。
此外，许多著名的战役都留下了陶勇的英名，如苏中七战七捷、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等。他是中共历史上一员功勋卓着的战将。
陶勇这个“拼命三郎”，生活情趣多样，又称“八好司令”。那“八好”是：好热闹，好美食、好鲜衣，好梨园、好打球，好玩牌、好饮酒，好交友。凡游戏之事，皆粗通而不精，只求刺激，不计输赢。他喜打牌，且常偷牌。若有人责其牌风不正，他振振有辞地反驳：“打牌如同打仗，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嘛。”战斗间隙，他喜与士兵嬉戏打闹，装疯卖傻，以逗人乐为乐。凡打牌，输者或掌嘴，或刮鼻，或画王八，或钻桌子，他绝不恃权例外。与他玩牌，无论输赢皆有炫耀资本：“我今天打了陶司令两巴掌”，或“我今天挨了陶司令两巴掌。”他豪饮，凡打胜仗归来，必高呼“拿酒来”。四分区专员季方亦豪饮，当地有“季一缸”之诨名。一次胜仗归来，陶与季以茶缸对饮，酒过三巡，季不支而告饶，不允，遂拧其鼻灌之。季方大醉三天，醒后曰：“陶司令打仗是英雄，喝酒也是英雄。”陶喜看戏，无论京剧、话剧、淮剧、锡剧，皆入迷。
陶勇的婚恋简单明净得如一张白纸，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花边”。一天傍晚，陶勇去九团检查工作。来到九团团部门口，便有一个哨兵上去敬礼，并喊：“首长！”陶勇抬头一看是个女兵。不禁怒气冲天而起：“九团的人都死啦？怎么派个女的来站岗？”也许第一印象的作用，他竟对这个眉目清秀的女兵产生了爱慕之心。善于察颜观色的旅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很快看出了陶的心思，有意当回“月下老”。
韩念龙向陶勇介绍说，她叫朱岚，师范学生，22岁，因父亲和弟弟被日本刺死，立志报仇，去年参军，进步很快。一日，陶勇突然到来朱岚身边，单刀直入地问道：“唉，今天我来这里，可不是以司令的身份来给你下命令，而以同志的身份，问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什么？”朱岚装起糊涂来。那时婚配，只要双方同意，组织决定，就成。韩念龙已代表组织征求过她的意见。“唉，你们小资产阶级就是喜欢拐弯抹角！这不很明白嘛，就是咱俩的事呀！”含羞的朱岚终于点了头。1941年7月，陶勇和朱岚在沙家庄举行了婚礼。令朱岚没有想到的是，26年后，她为她这个刚烈丈夫，付出了生命代价。
“解放”后，由于战功卓着，陶勇官运亨通，由兵团司令晋升为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后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然而，刚烈好似张飞的性格，决定他必然像张飞一样死于非命。
他是个骁勇战将，一个合格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在军事上，他懂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兵法，能机动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但在政治上，却不懂得或不善于使用潜规则，而这些潜规则恰恰能证明，只有善施阴谋诡计、功于御人权术且心狠手辣的人物，才能撑得起“人民领袖”的旗号，才能镶得上“伟大、光荣、正确”的金边，才能受到众人顶礼膜拜，因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到六十年代，海军内部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这是党内左派林彪元帅、右派贺龙元帅和中摇派叶剑英元帅插手的结果。1965年在中央军委解决海军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上，陶勇没有看清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本能地站在党内右派和中摇派一边，认为有人搞阴谋诡计，他怒火填膺，“拍案而起，愤然离席。”1966年7月，中央军委再次召开海军权力再分配会议。此时的林彪已不是一年前的林彪，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已确立了军队绝对领导地位，即将登上副统帅的宝座。陶勇应叶剑英之邀参加会议，不识时务地痛斥以副司令李作鹏中将为代表的海军左派说：“你们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的。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有什么党的利益、党的原则？哪里还有党的团结、党的统一？”被人当枪使的陶勇，他的痛斥无异于以卵击石，为半年后的家破人亡埋下了祸根。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斗争残酷性就是你死我活，“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已被批得荡然无存。在权力斗争上，陶勇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1966年底，叶帅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要陶勇提高警惕；陈丕显如实转告。许世友上将专程到上海来看患有胃病的陶勇，规劝他说：“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可陶勇仍然坚持说：“我要在这里顶着，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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