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习仲勋和彭真闲谈。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彭说：“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
习仲勋炎黄春秋
本刊自1991年创办，得到萧克、习仲勋、张爱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护和帮助，他们都曾为本刊题词，勉励有加。习仲勋同志曾在2001年本刊创刊十周年时为本刊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今年是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本刊特发此文纪念。
峥嵘和曲折的经历
今年是我党老革命家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他生于1913年，早年和刘志丹等一起闹革命，21岁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据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习仲勋脱口而出：“噢，这么年轻！”他是我党老革命家中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历任陕甘边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第一野战军副政委、政委等职，和彭德怀、贺龙共同指挥了延安保卫战和解放西北五省的战役。新中国建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
正当他年富力强，协助周恩来忙于处理国家事务时，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主席递了一个条子，上写：“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当场念了这个纸条，并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了一部传记性小说《刘志丹》。她用了多年时间搜集素材，反映当年刘志丹和他的亲密战友们（包括习仲勋）在西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故事。问题在于，当年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是疲惫之师，而西北红军当时正开创了良好的局面。李建彤强调她写的是真人真事，但越是说真人真事越糟糕。有的居心叵测者说：中央红军是“正统”，小说写成中央红军向西北红军“投靠”，把西北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是贬损中央红军，贬损毛主席。康生得知后，就向毛主席告发，并诬指习仲勋是这部小说的“后台”。
康生领导下的审查小组在“审查报告”中说：此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进行的反党活动；习仲勋是此书的第一作者，刘景范（刘志丹胞弟）是第二作者，李建彤是执笔者。审查小组认为这部小说的罪名之一，是把陕甘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罪名之二，是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罪名之三，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是高岗、习仲勋，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
杂牌军热衷于保存实力，且对抗战前途心存疑虑，与日军多有联络
抗战初期，各地方势力大体上尚能与中央团结一致，共御敌寇。但进入相持阶段，地方势力又趋向避战自保。譬如，1942年阎锡山亲信贾景德对徐永昌说，“阎先生意念不能受制居蒋下，最后且谓不得已尚可跳黄河，以存在即真理为信条。又刘文辉极拉拢阎先生，以为美恐无进步，抗战无结果，龙云等附之。”与此同时，四川的“邓锡侯甚联络晋方人士”。徐永昌听说这些事后不由叹息：“奇哉，在今日下，尚不以国家存亡为前题，乃斤斤于一己地位之高下。”
又如桂系，1944年桂柳会战，“敌军沿黔桂路进逼，桂军避战，听由敌军长驱直入”，以至要作为重庆卫戍部队的97军出动应敌。桂林失守后，第四战区长官部有官员上报军委会，“指陈张发奎无斗志，且对中央不满；薛岳对桂军及白崇禧不满，亦无斗志”。地方势力间的不和，成为抗战阻力之一。
这些矛盾的存在，使日军破坏抗战阵营成为可能。早在1939年，日军即命“曾在李、白、龙云手下任事的一名中国要人”，用两天时间“同龙云谈了五个小时，另外，同白崇禧面谈了五次，同李宗仁谈了两次”。此人回报说：“这三位将军对更换蒋介石并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慎重，不可轻举妄动。”同年12月，日军知道蒋介石拒绝白崇禧让桂军回广西的要求后，判断这将“引起蒋、白及龙云之间的暗斗”，遂发出一封意在劝降的《致李、白将军书》。
为劝降阎锡山，日军开展了“伯工作”。从1940年开始，阎、日间的交涉长达数年之久。在双方的协议中，日军许诺，让出山西，给予晋绥军所需装备，阎锡山“先任南京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长，，将来于适当时机任华北政务委员长及华北国防总司令”。阎锡山与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虽未真的降敌，但这种秘密接触本身说明，他们对于是否继续抗战心存犹豫。
对于中央军与杂牌军的战斗力，1939年11月，冈村宁次在“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曾判断：“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确如其所说，在抗战中后期，无论是正面战场参加会战，还是敌后消耗日军，中央军都起到了比杂牌军重要得多的作用。
笔者听过他几十次谈话，总的印象是直率、平和、朴素。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交换意见；不是训诫，而是商谈。他在讨论中总是鼓励大家发表意见，他说：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是受人民委托代表他们管理国家的，责任重大，对每一个工作报告，每一个法律议案都要本着为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研究，要提修改或补充意见。我就不信这些议案都那么完善，如果我们只说赞成，只说同意，等于不提意见，那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用？他对代表、委员们要求很严，但由于把他自己也放在里面，就感到他是在督促自己，而不是训斥别人，起到了责己同时责人的效果。
那时候，笔者在法制委员会民法室工作，室主任穆生秦，业务牵头的是李由义，他们都是建国前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学识渊博。
仲勋同志多次找我们讨论组织起草《民法通则》的问题。民法室曾搞了几个草案，征求各方面意见，反映都不够好，主要认为草案文字“法言法语太多，看不懂”，“像是看天书，谁知是什么意思？”一位市级领导人看到草案提出要建立“法人制度”大为惊讶，说：“你们怎么能建立法国人的制度？”因此，李由义在汇报时说了一句：“一些人没有起码的法律知识，可以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仲勋同志不以为然，他说：“几十年无法无天，干部群众普遍缺乏法律知识，能怪他们吗？法律是要施行的，大家看不懂的法律能普及吗？我和他们一样看不懂法言法语，能不能写得通俗一点？我认为，群众反映‘看不懂’正是对这个草案的最真实的意见、最好的意见，也是我们最该重视的意见。”
他说：“我要找救兵”。当即让秘书邀请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参加会议。他当面恳请吕老帮助修改，并指定我（由于我当时较年轻）把草案及有关资料送到吕老家里，按吕老意见修改，还高声叮嘱大家：“文字修改，你们要听吕老的，他是语言大师。不要听我的，我不懂。”
我听仲勋同志说过几次“我不懂”。像他这样的高层领导人，堂堂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众人面前公然说“我不懂”的，在我记忆中是第一人，不由得想起孔夫子的一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后来，我遵照仲勋同志指示，连续三天去吕叔湘先生家“登门候教”。吕老非常认真，把草案一字一句地斟酌修改，改掉了不少重叠的或含义不清的字句，还把一些段落造句顺了顺，看起来就明白易懂了。
一次永难忘却的对话
仲勋同志又一次召集讨论，我汇报了吕老修改草案的情况，李由义也肯定吕老改得好，并检讨自己上次失言，对提意见者有“不敬”之处。仲勋同志很高兴，并由此发表了很多关于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的话。时隔多年，但印象深刻，下面只能记叙他讲话的主要内容。
他说：“谁都爱听好话，听赞成自己的话，但这些话很多是假话，有的是捧场，有的是敷衍应付。我们征求意见的目的，本来是为搜集各种补充意见，但是，人们一听到比较尖锐的不同意见就往往不高兴，‘你小子，拆我台！’有权的人有这种想法就很危险。”
仲勋同志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李由义说：“宪法已经规定了‘人民代表在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这正是保护不同意见的法律。”
仲勋说：“我的意见是，任何人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只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才有几个？也不只是在各种会议上，平时说几句不同意见就犯了罪了？”
李由义说：“前些时讨论修改刑法，已取得共识，对仅有思想而没有触犯刑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任何人，不能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处以刑罚。”
仲勋说：“不给刑罚，还有批斗、禁闭、降职降薪、调离、开除等等处分等着呢。我说的保护，是指保护不同意见者的一切权利，不受刑罚，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
李由义说：“您说得很对。这正是当今社会上普遍地不说真话的根本原因----怕受处罚，怕说了真话倒霉。记得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接受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访问，曾明确指出，我们要施行民主，也即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也要施行罗斯福总统提的四大自由。”
“四大自由”，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前三项自由都属于保护不同意见的范畴，要确保不受处罚，不受威胁，人们才能敞开思想说亮话。1949年制订《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言论、出版自由。1954年制订的我国第一部宪法，甚至“四人帮”猖獗时期制订的1975年宪法，以及现行1982年宪法，都规定言论、出版自由，但至今没有制订有关法律。
穆生秦同志说：“我在高校党委工作多年，学生们思想活跃，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领导上规定一条界线，不能出格，即：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
仲勋同志说：“这是一条很难掌握的界线。例如，改革之初，我在广东省工作，建议中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就被一些人斥为‘向境外资产阶级投降’。如果对现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
穆生秦说：“我听彭真同志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社会主义民主更要听取不同意见，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就不可能有民主。”
仲勋说：“那我的想法就更坚决了。”
在大家谈兴甚浓之下，我也说了几句：“一切改革都来自不同意见，创新就是对现状的扬弃。无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不同意见都面临着旧规则、旧秩序的压力。真理是对谬误的纠正，而真理在开始时只能被少数人掌握。对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开始时也只可能是少数人提出。保护不同意见就是保护真理的萌芽，保护和促进改革。”
仲勋同志看我越说越远，笑着说：“今天谈得很好，帮助我进一步想这问题，下次有机会再谈。”
散会后，李由义原本胖胖的脸笑得像弥勒佛，他兴奋地说：“仲勋同志太有意思了！我这辈子和中央领导同志这么直来直去对话还真是第一次。他提的意见也太重要了，我要好好准备一下，下次更敞开谈。”
由义认为，仲勋同志从他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保护不同意见的重要性，这也正是我党和国家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
几天后，仲勋同志又在人民大会堂一层小天津厅召集我们讨论。由义同志非常兴奋，除了继续讨论修改民法草案，还准备大谈“保护不同意见”的问题。这是个大热天，我们民法室在大会堂四楼办公，当年为节省电力，四楼不开空调，个个汗流如雨，而一、二层楼由于经常有外事活动，需要正装参加，因此开足了空调。于是，从四层乘电梯到一层，赛过从酷暑突然进入深秋。由义年已花甲，这天为寻找资料数据，从四楼上下两三次，突发脑血栓症，昏厥在小天津厅门口。仲勋同志见状立即站起身，呼唤：“快用我的车送北京医院！”他急得说话都有点结巴了。而正是由于用了他的车，交警看到了立即开绿灯，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北京医院急救室，挽回了生命。
病中，我去看望他，每谈起仲勋同志，由义总是微笑着说：“这位领导同志真是有意思”，充满了敬慕之情，遗憾未能再次“直面交流”。
事后不久，法制委员会结束历史使命，仲勋同志不再兼任主任。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民法通则》。彭真、习仲勋、陈丕显、彭冲四位正副委员长联袂出席宴请全国各地来京的民法专家，感谢他们为制订民法做出的贡献。席间，仲勋同志还问我：“你们那位李同志身体怎么样了？他是专家、是人才，可别出事啊！”中央领导对一位普通的下级干部表露的诚挚之情，使人感动。
最后一次参加人大会议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仲勋同志不再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88年4月，他仍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90年10月30日，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七届人大第十六次会议）。
这天上午，开常委会全体会议，钱其琛发言，对国务院提交人大审议的两个涉外法案作说明，言语简洁，只用了不到20分钟。他刚说完，并非主持会议的习仲勋站起来说：用这么短的时间，说得那么清楚，值得表扬，建议大家鼓掌。
随后他又提出：历来常委会议讨论议案不够认真，希望这次会议开始改变会风，认真讨论，建议延长一天会议时间。
主持会务的同志告诉他：已经为外地来的委员买好火车票、飞机票，会期不便更改了。仲勋说：“我是希望改进人大常委会的工作。”
下午，分四个组讨论，习仲勋像往常一样参加第四组。休息时，他仍和往常一样在室内转来转去和大家聊天，反复讲：人大要代表人民，替人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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