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无论北京还是港府都频繁呼吁警惕“港独”，但“港独”们似乎更变本加厉。近日再爆出，“香港城邦论”的提出者陈云手下的几位门徒，已于2月底在英国正式注册成立“香港独立党”（Hong Kong Independent Party）。这意味着“港独”分子可以在海外收取捐款汇回香港，用于其在香港的分离活动。他们更计划于年中到美国注册成党，准备“大干一场”。消息一经传出，随即被多份报章报道，在香港社会投下震撼弹。
然而，群情激奋之下，在今天意识形态已经壁垒分明的香港，很少人能够对此事有一个全面、客观、冷静的判断----究竟我们可以从“港独党”的成立上意识到些什么？必须承认，成立“香港独立党”是一群政治激进的青年人的不理智行为。他们对待政治毫无严肃性，只会用一些荒唐的极端手段来凸显自己异想天开、不知天高地厚的疯狂诉求。这些观点极度天真，只能够用“犯傻”和“胡闹”来形容，在香港几乎没有人会正视他们的“政治理念”。对这种“搏出位”的行为，大家都心知肚明。
目前叫嚣“港独”最凶的一个群体是自我标榜为“本土派”的年轻人。这些“热血青年”大多在社会中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内心充满愤怒。他们渴望被社会理解，希望引发关注，于是制造矛盾、激化矛盾，期盼由此闯入舆论主流。当下香港流行的“中港矛盾”一词频繁出现，背后就有这些人的影子。他们希望掀起一股民粹式的动员风潮，把所有社会问题都简化为“一切都是大陆人的错”，令人相信“没有大陆人，香港人的生活就会好起来”。这种本土民粹主义试图把香港社会纳入地域矛盾中，然后再上升至政治冲突，使他们自然成为政治矛盾中的重要一方，这是他们操作的目标。而香港回归后的政制、经济、民生等深层次社会矛盾未得到有效调整、解决，为这股“本土派”的上述运作提供了遐想空间。
面对这样的事件，北京的反应必然是最多人想知道的。紧张，这大概是最直接的心态。在中国官员的传统治理思路素来都有“防微杜渐”的概念和“政治定性”的传统。头脑中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让他们对此警钟长鸣，担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年中央集权历史的国家，中央政府一直对国家主权十分重视，难以容忍任何关于分裂的言行。中共掌权后，国家主权的统一更成为历届中央政府坚决且不能让步的底线，是每每都能够激起强烈反应的敏感的问题。因此，面对“港独”问题，特别是考虑到香港曾有过长达150多年的港英政府统治时期，北京方面有紧张反应也情有可原。
然而，中央亟需看清的是，“港独”在香港永远成不了气候，充其量只能算是寄生在香港社会断层裂隙里的一小撮病毒，可能会在局部造成一点瘙痒红肿，但对整个香港的健康以及中央政府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想要消除“香港独立党”及其影响，首先需要务实的分析，理智的判断，然后找准病症，彻底消除掉病毒繁衍滋生的缝隙即可。如果硬是“上纲上线”，把小毛病说成是癌症，强行落重药，不仅可能好坏细胞皆杀，还会令这些病毒“上位”，甚至借力壮大声势。
中央和特区政府必须认识到，之所以“港独”不成气候，绝大多数港人的务实而理性是最重要的。他们崇尚法治和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比起激进的乃至危及社会稳定的“港独”，稳定的政治环境更能吸引他们。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资源丰富、市场潜力无限的大陆，而大陆同时也可以积极利用香港全面推动深化改革事业。除了个别人，绝大多数港人都能够保持理性，不会也不可能走向中央政府所担心的分离主义。“港独”在香港缺乏民意基础，根本没有独立的本钱和空间，包括众多泛民主派在内的绝大多数香港市民都不会认同“港独”主张。游行示威过程中高举“港英龙狮旗”人是很显眼，这恰恰是因为更多的港人不去跟随他们所致。这一点中央政府、治港官员、特区政府必须坚信。
而中国大陆相对于香港早已是绝对的强者，30多年贫穷、落后的大陆尚且能够接受“一国两制”、相信香港不会走向独立，今天还有什么理由在香港已经是中国一部分的情况下对“港独”过度反应呢？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已是世界共识，绝大多数港人对中央政府基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规定对香港具有全面管治权也没有异议。在香港这个区别于大陆社会主义的特区，有一些政治上的过激声音再正常不过。对这些过激声音，用平常心对待，自会化之于无形。强者的强，最高境界不是力量而是胸怀，是自信基础上的胸怀。中国历史上的强大体现的是“君临天下”，讲究的是“海内臣服”。对天下尚且如此，对失散多年回归的孩子，即便是浑身毛病，也绝对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打乱骂。一个“信”字可能抵得过“千军万马”。
当然，换个角度思考，“港独”组党也为透视香港社会裂隙以及陆港两地在“新常态”下及时调适治港思维、沟通模式等提供了契机。香港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未发生过独立事件，后来由于英国入侵才被迫暂时脱离中国，成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而即便在港英政府时期，香港社会最大的诉求仍然是回归中国。香港社会在很长时间里不懂得如何应对这类事件的发生，所以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精英，都应该更加深刻地思考以后面对同类事件时应该怎样对待处理，在任何情况下，缺乏回旋余地和沟通精神的处理方式都不应该出现在香港这个民主社会。
“香港独立党”的冒头有助于中央政府尝试在法律的框架下，用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文明方式应对和解决高度紧张的“独立”问题。中央政府只要借助好香港的法治环境，妥善、文明地处理这类问题，那么日后若遇到类似问题，相信中央政府会更加自信和游刃有余。而这类事件的“及早出现”也可令香港的社会精英看清“港独分子”的本质，与其完全划清界限。一旦香港社会有了应对“港独”问题的经验，便意味着“港独”问题再也无法困扰香港。
此事也可成为北京认真检讨的契机。香港回归至今已将近18年，由于治港官员的失误、特区政府的施政不彰以及日渐凋敝的政商环境，才导致香港愈来愈泛政治化，才让香港分离主义产生，才让类似于“香港独立党”这样的分离主义政党有了冒头的可能，并让这类胡闹成为话题，甚至将中央政府摆上对立面。固然不能排除香港分离主义主张背后有“外部势力”的插手，但是香港问题的根源绝对在内部而非外部，因为矛盾的产生在内因而非外因。因此，除了在战略上要对“香港独立党”采取蔑视态度之外，对这个分离主义政党产生的环境土壤，在战术上也要高度重视。
小患要酿成大祸绝非必然，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比如：小患有相当的发展空间及发展基础；对小患处理不当等……但“港独”在香港及国际上都没有发展空间及发展基础；向来对独立问题高度谨慎的北京更不会对这种情况掉以轻心。那么，如果处理得当，小患就只是小患，而且会“小事化无”。重视与蔑视也是辩证法，对于中央政府，相信应该不是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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