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姥爷摊上事了”。因调侃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视频流传网络，毕福剑近日被推至舆论风口浪尖。有网友担忧，在央视更换台长之际，新台长上任会不会把第一把火烧在毕福剑身上，果然，从央视传出消息，因毕的视频风波严重影响了央视电视台的公众形象，央视高层决定，暂时停播4天毕福剑在央视主持的所有节目。当然，四天后什么情况，还未可知。
央视名嘴毕福剑
在网友纷纷对毕福剑作为公众人物言论及其价值判断是否失当展开讨论之时，也有人表示，未经当事人同意而将私人活动言行发至网络，则有涉告密之嫌。有网友在微博上说到：饭局属于私人聚会，未经本人许可将饭局言论公开以达到整倒对方的目的，这是下三滥。酒桌上的闲扯，公开到社交媒体上，等同告密。社会学家肖雪慧就此评价说：“把别人私人场合言论记录下来当证据，这种告密术横行近三十年后风光不在，近年却重新抬头，日前某主持人中招，被一帮人喊打喊杀。这个情况跟互联网时代在特色国催生的新告密方式相契合：在别人博客、微博搜寻异端然后举报。无论哪种举报，用于思想言论，都是特务政治的表现。”
这些说法，有一定道理，中国历来盛行告密文化，在柏杨先生名著《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这也被归为中国人劣根性表现之一。古今中外，告密都是一个神秘而使人厌恶的行为。作为一种个体行为的“告密”，发端于人性，其行为动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发生情境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可谓是随处可见。从这一角度出发，似乎可以把“告密”归结为一种纯粹关乎私人道德的个体行为。但是，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运行中，群体性甚至制度化告密行为和现象的血腥性，如果将泛滥式的告密行为和现象仅仅归结于个体道德，似乎有思维简单之嫌。
告密，尤其是与政治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似乎是附着于政治权力上的一个幽灵，与权力合谋，是告密者的最根本特征，告密投靠权力，权力利用告密。作为人的一种有动机的活动，告密者向权力主体告密并非出于个体偶然的冲动，而是被灵魂深处的某种力量所驱使，即往往是为出于某种利益或目的。告密历来是为统治者所欢迎和鼓励的活动。在古往今来的政治场上都大有市场而大行其道。
在古代中国，“告密”往往是统治者御下和维稳的一种手段。汉武帝时，为聚敛财富，统治者鼓励对申报财产不实者进行检举揭发，作为对这种行为的鼓励，官方甚至规定将被举报人财产的一半奖励于举报人。在以重典治国的明太祖时期，这种告密的行为活动生成为专门的组织机构，即著名的锦衣卫。锦衣卫可直接刺探巡察官员到百姓的行为和言论从而向皇帝汇报。到清代雍正时期，发展出密折言事制度，鼓励大臣间互相告发揭批。而盛行于明清的文字狱更是提供了史不绝书的告密案例。
但是，由于与传统的仁义礼信等儒家道德信仰模式相背离，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的告密虽然在扩充专制皇权、维护皇权统治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依然不能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而大张旗鼓地运作，其使用具有一定的限度。可是，在人类可怕的极权主义时代，人类却将告密进行了高水平的制度性和全民性的发挥。在德国纳粹时期，有著名的盖世太保组织。当时的盖世太保头目在德国遍布特务网，仅在30年代就雇有10万名兼职密探。此外，德国保安处还有3000人的专职密探和3万名兼职密探。灰色恐怖下使人的心态曲扭。当时一位驻柏林的美国记者写道：“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表亲、你的友好、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盖世太保的组织的告密者。”《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一剧中德国驻比利时总督霍夫曼仅因给东线的儿子送件冬衣竟被其妻子告密，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与此相似的还有在后来的世界两大阵营分立后的东德政权，为了全面控制国民的一言一行，东德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秘密警察组织斯塔西。斯塔西在鼎盛期全职员工达9·1万人，若将临时线人计算在内，则总人数可能高达200万人。于是，儿女父母之间，妻子丈夫之间，学生教授之间，朋友之间等互相监视的这种无比辛酸的场面曾大范围地在东德上演。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告密，就是中国“文革”。在“文革”时代的中国，告密，又堂而皇之的与革命信仰纠扯在了一起，从而使得告密这种盛行数千年的秘密政治行为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时期的告密比之于盖世太保和东德毫不逊色，敢于举报和揭发师友亲朋乃至父母兄弟的“反动”言行，会被认为是“大义灭亲”的“革命”性行为，于是乎，告密的黑材料成为向领袖和革命宣示忠诚的依据和标志，从而，父子反目、出卖亲朋、六亲不认成为那个时代的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样一种人人都可能被告密，人人都可能是告密者的白色恐怖状态下，所谓文化革命，也把最后一点人性给灭掉和革掉了。
正如有评论指出，告密者之所以要告密，无非是为了某种利益，或是为了某种信仰。如果告密者的行动源于信仰，那么仍然可以部分地尊重他。可是，信仰是个大词，在后现代主义流行的今天，青年人因为信仰而选择成为告密者，虽然并非绝对不可能，但这种可能微乎其微而可以忽略不计，最大的可能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告密，或者是金钱的诱惑，或者是对权力的渴求，引导人走上了一个诡秘的规定情境。那些被称为“为五毛钱而折腰”的网民们即是来源于此。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任何人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传之于网上而瞬间扩散至全世界。那么，越是在这种环境下，越见隐私之重要性，越见对社会中每个人的言行和道德的高要求。告密，根本上是对他人权利和自由的漠视，如果一直保有告密形态的幽灵不散，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处处小心，畏首畏尾，生怕被别人告发出卖，最终社会就无任何信任和和谐可言。正如有评论指出，对于告密者而言，一个生活在太阳下面的人，仅仅为了某些私利，就不惜以他人的命运为代价，这样的灵魂不但肮脏，还令人恐惧！同样，对于统治者张扬公权组织公器利用甚至弘扬告密，这样的政治和权力，也是无耻，终将为大众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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