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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日军罪行 美军二战史观堪忧

70年前,一架美军B29轰炸机在日本福冈上空被日军击落,多名美国飞行员被俘。当时共有多少名美国飞行员被日方俘获成为历史谜团,但能够确认其中8人遭九州大学医学部教授活体解剖。70年后,即本月4日,日本九州大学内的医学博物馆展出了该大学教授对被俘美国飞行员进行活体解剖的罪证。这一罪证的公布正值美国新任防长卡特4月7日访问日本之际。同日,北方司令部司令戈特尼(Bill Gortney)海军上将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一展出。戈特尼以自己“不熟悉”这段历史为由,拒绝置评。

以下为当日答问的原文:

问:

就二战战俘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卡特防长正在日本访问。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一个新的医学史博物馆正展出美军战俘在二战期间被日军活体解剖的证据。对此,您有何评论?

戈特尼:

我不了解那段故事(I''m not familiar with that story),对不起。

问:

但是,我的意思是,卡特防长在日本,除了讨论安全议题外,他们会讨论任何历史议题吗?

戈特尼:

就这些问题,以及他们将讨论什么,我尚未收到任何简报。

笔者查阅戈特尼资料发现,他现年59岁,自去年12月起担任北方司令部(USNORTHCOM)司令和北美防空防天司令部(NORAD)司令,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部长。2011年3月美军率北约对利比亚发动军事打击时,他曾频频在媒体面前现身通报军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戈特尼1977年毕业于北卡州的伊隆大学,拥有历史和政治学文学学士。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和政治学出身的海军四星级上将,竟然对二战历史不甚了解,颇具讽刺意味。按照记者当时提问的语境,有三种可能性:第一,戈特尼在卡特访问日本之际,不想就有关日本的提问过多着墨,以免抢了防长的聚光灯;第二,戈特尼对这一展出本身没有了解,毕竟相比文职官员,军人的职责大多集中在作战筹备和军力部署层面。对于涉及二战历史的提问,军人的言行稍有不慎都会引发外交风波和不必要的舆论效应;第三,戈特尼对二战历史根本就不熟悉。

其实,相比美国人对二战历史的总体认识,戈特尼的表现不算特例。相比欧洲国家来说,战争的伤痛并没有让美国人将那段历史“铭记在心”。美国虽然有自己的二战纪念活动,但相比其他国家,规模和级别都会低一个档次。而且,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歧视,自中共1949年建国后,美国的教科书就并没有将中国的二战功绩或中美合作抗日的历史写进去。

如果熟悉美国高中历史教科书,你会发现,美军对二战的着墨大多强调美军如何士气高昂地击垮日军,但对于中共贡献则是直接忽略。比如,日军在二战期间为了报复美军,曾在中国大肆屠杀平民。美历史教科书对个中缘由只字不提。日军造成的抚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和使用细菌、毒气大量杀害平民等惨绝人寰的罪行,其残忍程度甚至超过纳粹德国在欧洲的罪行。但是,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些内容根本没有提及,或没有积极明确的定性。有些美国高中教材甚至没有对日本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罪行做任何描述。少部分教科书里会提到南京大屠杀中发生的强奸行为,或者是苏联军队对德国妇女的强奸。

不过,值得欣慰地是,在中韩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一些美国历史学者以及一些有良知的国会议员已经开始敦促修订美国历史教科书,增加对二战真实历史的描述。美国海军学院去年年中曾借日本二战片批评日本美化战争罪行的行为。

但是,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日本多次篡改历史、修订教科书的偏执行为。日本文部省4月6日公布了2016年4月起日本初中教科书的审定结果,有104部教科书通过审定。据报道,一些教科书修改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方式。把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修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这次通过审定的教科书还将钓鱼岛和独岛(日本称竹岛)都称为是“日本固有领土”,并更改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引发中韩抗议。日本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也应该引起美国的警觉。历史是历史,事实是事实。日本国内有一种声音认为,二战日本是被美国的原子弹打败的,而非“盟军”。也就是说,日本在二战历史问题上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战败之辱。美国才是日本最大的“敌人”。日本并非真心拥护美国对它的“领导”,也不会甘心于这样的主仆同盟。借日本应对中国,只是美国的权宜之计或无可奈何之举。但如果日本借美国来抗衡中国,只会搅乱地区局势及中美关系发展大局。“日本利益”和“中美利益”,孰轻孰重,相信美国军方在内的决策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而且,美国人有自己的爱国教育,但大多不是侧重历史层面,而是注重新时期个人主义的奉献精神。日本修改教科书或修宪扩军在日本政客看来也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实则是以右翼化的民族主义鼓噪日本民众,形成错误或片面的历史观。今年适逢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美国历史学界、教育界和政界都应该唤起民众对二战历史的深刻认识。只有这样,美国民众才会避免对亚太历史或二战史形成扭曲的历史价值观。也只有这样,美国立法者和决策者才会有较为理性、正面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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