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警世寓言

林沛理／《色，戒》并不是一则传奇。张爱玲希望读者从王佳芝这个角色的身上汲取教训。

电影《色，戒》在中国大陆上映，触发了网民对汤唯饰演的王佳芝爱恨交织的激烈讨论。爱她的说她是个忠于自我、有情有义的真女人，恨她的骂她是汉奸的女人、为一己私欲出卖民族大义的贱货。汤唯本人在接受亚洲周刊的专访时表示，“王佳芝的二十三年活得太值了，没有遗憾”，又说佳芝“非常勇敢去找到自己……最终也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

王佳芝这个角色的原创者张爱玲如果仍然健在，看到这种两极化的评论，也许会像《倾城之恋》的白流苏那样“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盆踢到桌子底下去”，因为“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可是，作为一个张迷，我不得不再次怪责李安----网络上大部分网民对王佳芝的“曲解”(misinterpretation)皆建基于李安对小说《色，戒》的“误读”(misreading)。

张爱玲从来不是一个孜孜以国家民族大业为念的作家，她的效忠对象是自己的天才和创作本能，而不是某一政权、教条、主义或者意识形态。她写小说，并不是要履行生活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为历史做见证的责任；而是要捕捉“人在大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战争破坏生活的秩序，但时局再乱，人还是要活下去。因而她的作品没有战争与革命，只有“男女间的小事情”。她不必直接描写沦陷区的人们的悲欢离合，读者自会在她的笔下感受到时代的沧桑。

较之那些捶胸顿足的样板式革命英雄，王佳芝当然有人性得多。张爱玲说，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放恣。王佳芝在要刺杀易先生的关键一刻叫他“快走”，正是一个以为自己正在恋爱的女人所做的“放恣行为”。然而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必须弄清楚，张爱玲写《色，戒》，绝对不是怀著一股“奇迹的感觉”(sense of wonder)去为女主角王佳芝写一则让世人诧异、半信半疑的传奇；而是希望读者从王佳芝这个角色的身上汲取教训。换句话说，《色，戒》是一个具警惕作用的警世寓言(cautionary tale)。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集《传奇》，里面最令人难忘的女性角色，一是像《金锁记》的曹七巧那样“在蛮荒世界得势的女人”，一是像《倾城之恋》的白流苏那样，在荒原下和断瓦颓垣里，都能够安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她们几乎是本能地明白，在一个父权至上的社会里，女性给予她们的身份是一种角色的扮演。她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充分发挥与生俱来的表演天份去演好这个角色；并试图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解放自己的欲望与行动力，从而建立自我(self-empowerment)。

表面上，王佳芝以女通奸者(adulteress)的身份接近易先生，也是献身于一个光荣的冒险，应该得以扮演传奇中的英雄或受难者。然而王佳芝终究不配称为张爱玲笔下的传奇女性，因为她缺乏了她们那种尖锐的“自我意识”(sense of self)和膨胀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张爱玲笔下的传奇女性，不管是《倾城之恋》的流苏，《金锁记》的七巧与长安；还是《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梁太太与薇龙或者《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娇蕊，都是殷勤犀利的诠释者、演绎者和思考者。她们也许在客观上受到社会和现实环境的制约和围困，但是在主观意识上，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们自己的女人”(their own woman)。

王佳芝以角色扮演进行的自我解放最终彻底、悲惨地失败，因为一开始她就“奉父之命”去行动，在父权体制的光环和凝视下，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的身体交给拥有权力的男人，任由他们收编与操纵。正因为她在整个过程中的被动与无能为力，仿如一个“旁观自己戏剧的观众”(an observer in her own drama)，她最后因为无法分辨浪漫的爱情(romantic love)与欲望的眷恋(erotic attachment)、角色扮演与个人身份的分别而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这样的一个女人，加上几分姿色，当然比那些人见人厌的“婆娘”(phallic woman)更讨男人的欢心；但她终身随著男人的指挥棒而起舞落泪，又怎配拥有自己的一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