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与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震惊寰宇，最终在多方斡旋下和平解决。然而兵谏蒋介石的两位主犯，张学良与杨虎城却结局各不相同----张学良遭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软禁长达50余年，直到1990年张才获得自由。显然杨虎城并没有张学良那么幸运，1937年12月，遭流放国外的他偷偷回国，受到国民政府逮捕，和秘书、家人软禁在南昌。此后一直被关押12年。其间，杨虎城小女儿出生，妻谢葆贞病死。据军统局少将处长沈醉在晚年披露，国共内战尾声国民党军队弃守重庆前夕，毛人凤受蒋介石指示，命手下设置埋伏先将杨虎城之子杀害接着又刺死杨虎城本人，最后将杨虎城尸体的面部，淋上镪水后，才埋在一座花台里面。沈醉的这篇回忆收录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携家眷赴欧。图为杨虎城、夫人谢葆贞、四子杨拯中摄于归国轮船上。1949年杨拯中与父亲同时遇害
回国抗日，被蒋用计扣押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立刻翻脸不肯承认在西安时所作的一切诺言，对张学良、杨虎城恨之骨髓，将张扣押，逼杨辞去职务，遣往欧洲考察。杨虎城只好带着夫人谢葆贞和幼子拯中及随员在欧洲游历一番，并在瑞士住了一个时期。到“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和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杨在欧洲听到这一消息，认为蒋介石可能会履行过去的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携眷返国，共赴国难。可是蒋介石却念念不忘过去西安被扣的仇恨，仍把个人恩怨放在第一位。当杨启程返国的消息传来，蒋立刻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戴笠回到武汉，马上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了便衣警卫二十余名，经戴笠亲自点名传见后，由李家杰率领先往南昌布置。蒋介石还加派宪兵一连，共同负责担任押解和看守杨的工作，以免发生意外。
杨虎城返回祖国时，“八一三”上海战事早已发生，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向武汉仓皇迁逃。杨抵香港后，接蒋介石电报，便先去武汉，戴笠在武昌迎接。当时蒋介石假称要在南昌召见，遂由戴笠陪同杨虎城从汉口乘专机前往，到达以后即被软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辉的一所别墅里。杨这时才知道中了蒋介石的毒计，万分愤慨，但已无可奈何。熊式辉的这座别墅是一所独立小洋房，担任内层警卫看守的完全是军统特务，外层警卫岗哨则由宪兵担任，防范异常周密。蒋介石当时最怕杨回国后，先去西北，便难下手，所以决心先行扣押。杨夫人及公子随员等已先返西安，蒋仍不放过，随又设法将他们骗往南昌，一同囚禁。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沦陷时，蒋介石离开南昌之前，又令戴笠将杨夫妇及公子移往后方。他们从浙赣铁路乘专车经株洲到长沙，沿途警戒严密，上下车均在夜间。杨在长沙东郊朱家花园住了一些时候，又被解往益阳桃花坪，住在军统设在那里的临时监狱的附近民房内。到武汉撤退时，杨全家又被解往贵州。离开益阳的前一个晚上，军统将囚禁在益阳的二十多名进步人士杀害了。这些人是从南京、南昌、武汉等地撤退时移禁到益阳的。据当时看守杨的特务队长李家杰谈：当时杨听到附近枪声和惨叫声，一夜都没有睡，他以为会在那里杀害他。他搂着男孩说：“我死了不知有谁来照料你？”他哪里会想到蒋介石以后杀害他的时候，连孩子也会一同遭到毒手呢？第二天拂晓启程时，他看到特务们正在附近掩埋被害人的尸体，一语不发，带着无限悲伤的情绪上了汽车。
到了贵州息烽县后，杨虎城全家又在军统设在阳朗坝的看守所住了一个时期。这个看守所以后改为军统息烽监狱，是一个可容三四百人的集中营，专门作为囚禁中共人士、进步人士和违犯军统纪律的军统特务分子用的。如中共四川省委罗世文、车耀先、党员张蔚林、张露萍、冯传庆、杨光等许多人，以及民主人士马寅初、黄显声等都在这里囚禁过。只要关在这里两三年，便被折磨得连走半里路都不能支持。连军统特务们谈到这个监狱都会不寒而栗，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在息烽的囚居生话
一九三九年戴笠到了息烽，他看阳朗坝高公路太近，怕出问题，便命令特务们另找地方。他们发现离息烽县城十多里的高山顶上有个玄天洞，戴笠亲自上山察看一番后，便决定将杨迁到那里去。在附近修建供特务队和宪兵等居住的房屋竣工以后，便将杨移送过去。
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大山洞，有十丈多高，里面有一所道士观，只有一个大洞口可供出人，警戒极为方便。特务将道士撵出，强占了这个地方。这个观建在山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气候干燥的地方过惯了，对这种环境很不适应，加上心情不快，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请求，愿意自己拿出点钱，在洞外修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得要命，听到杨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替他向戴笠请求，终于得到批准。杨很高兴地拿出了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揩了一笔油水外，又在修建时偷工减料，弄得非常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如何，只好将就下去。
当时对于看守杨的工作，蒋介石曾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戴于一九四零年又亲往息烽布置一番，除在杨住宅四周设有便衣特务严密看守外，外层宪兵也分两层布岗。宪兵连连部设在后山高地，可以控制后山和杨的住宅。军统特务队则设在前面上山的路口。白天岗哨距离，彼此能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缩小范围，并采用传更办法。那是用一节大竹子划两道口，像过去城市打更用的竹梆一样，以木棒敲打会发出很大声音。每到夜间，隔一定时间，由第一个岗位先敲几下，梆声刚落，第二个便得接着敲打，就这样轮流着一个个敲下去，只要一处不响，带班的马上去检查。每天天黑以后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
白天，杨可以在门口走动一下。他最爱走到离住所几十步远的一个山嘴上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因为山上终年没有外人来往，只有从那里可以看看往来在公路上的汽车。一到夜间，便不准出门，只能在屋内活动。我当时在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用的东西。当时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的关系很深，戴特予照顾。加上张夫人于风至与赵一获（即赵四小姐）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回不少东西，生活比较好点。至于杨虎城，因为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虽有一点钱，又不便拿出来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军统对杨将军的待遇有时即令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九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杨当时对于带在身边的小儿子教育问题很关心。军统又不准他儿子去上学读书，怕走漏消息。他便多次请买一部百科全书（或万有文库）给他儿子阅读，后来总算准许了。他对此很高兴，自己也常拿这些书消遣。我每次同他谈话时，他只谈谈在欧洲游历时看到的东西，矢口不谈西安事变的情况。有一次偶然提到他和李虎城守西安的旧事，他马上就不愿再谈下去。我很敬佩的，是他的记忆力和听别人念东西时那种专心注意的精神。他同人谈话，不但能很清楚地记得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看到过什么东西，而且在别人谈话中，什么地方有问题或不符事实，也能在听完以后一点一点地给指出来。
约在一九四一年间，杨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孩。这给他精神上带来不少安慰，但这种暂时的安慰，很快就变成忧伤。因为军统认为他夫人谢葆贞思想进步，不但对她的言行特别注意，并且经常有意刺激她，几年中由于种种不如意事，使得她渐渐有些神经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务，甚至戴笠去时也愤怒地加以斥责。这更引起特务们的不满和仇视，更想方设法去折磨她，在她产后也很少给以应有的照顾。有一次，她在吃饭，正感到饭菜粗劣得难以下咽，恰好遇上特务队长李家杰去看他们，她便提出质问。李用言语顶撞她，她气愤极了，便将手中饭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对，拔脚便跑，回去后便说她有严重的神经病，要把她同杨隔离，以免妨碍杨的生活。军统批准了李的建议，硬叫她同杨分居，仍然回到玄天洞内一个人去居住。经杨再三请求，才答应让她住在洞外自建的房屋内，杨则搬进湿暗的玄天洞去。就这样把他们夫妇拆开，杨对此很为悲愤，但在那种情况下，又有什么办法。杨夫人被特务们这样折磨，神经越来越失常，整天叫骂，特务们都不敢见她，终日把她关在房内不让她出来。杨每听到她叫喊，又不敢去劝慰，只有暗中挥泪，难过异常。
一九四一年冬或一九四二年春，戴笠去看杨，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戴提出请求撤换李家杰，因为李使他太痛苦了，戴只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龚国彦去接替李任队长，另外派原来在特务队任医官的张静甫兼任副队长。戴笠认为李家杰经常反映扬夫妇情况，看守有功，提升李为中央训练团警卫组上校副组长，代理他自己所兼任的组长职务。龚国彦，浙江人，系戴笠所办杭州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戴一向认为他忠实可靠。龚外表较李对人温和，实际上同李是一样的毒辣阴险。张静甫，河北人，系戴笠所办湖南临澧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曾学过几年医，但没有什么临床经验，除在医药费上会揩油外，什么病也看不好。杨夫妇有病，并不找张静甫，而是经常请息烽军统特训班医官去诊治，偶尔也请过几回中医。约在一九四四年前后，杨夫人病情有了好转，才准许杨搬出洞外，与她同居。
戴笠对看守杨的工作，除了前面所谈到的警卫布置外，还特别叮嘱军统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养斋）经常去看看。周是戴的小同乡，也是一个非常凶狠残暴的特务头目。戴很信任周，因周管理息烽监狱那一整套的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所称赞。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周经常去陪杨打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
虽然有了这些严密布置，但戴笠还怕不妥，便连息烽县县长的职位也抓过来，先后介绍军统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桢去当县长。这样一来，所有地方组织一起掌握在军统特务手中，共同配合看守杨的工作。当时军统在息烽有特训班、监狱、仓库，加上看守杨的特务队、宪兵、电台和电机制造所等，如果不是军统特务去当县长，任何别人充当，连县政府大门都会被这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们拆掉。当时不要说住在这些特务机关附近的老百姓叫苦连天，有冤无处诉，只能眼看这些腰上插着手枪的特务横行霸道、无所不为，甚至连经过息烽的汽车司机，都要提心吊胆捏地着一把汗。凡是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只要特务们一招手，汽车就得停下来，如果停慢了，就会听到“叭”的一声枪响，再不识相，第二下就会使挡风玻璃穿一个洞。
抗战胜利后的迁移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后，杨夫妇、公子听了都高兴地跳了起来。但杨一想到他自己原来抱着满腔爱国热忱，从欧洲赶回共赴国难，不但没有在抗战中做过一点工作，反而被蒋介石囚禁了八年，真使他悲愤万分。这时他认为蒋会释放他，可是又怕蒋在胜利后忘记了他仍被囚禁在这荒山深谷，几次动笔想写信给蒋和于右任，希望不要忘了他，早点把他释放出去。他为了要求蒋抗日，不再打内战扣留蒋半个月，而结果被蒋囚禁了八年，总以为宿怨可以消除了。他把信写好又撕毁，一直希望蒋能释放他。一九四六年夏天，军统把在息烽的单位全部结束，迁并到重庆，决定把杨也迁到重庆。
当杨得到要回重庆的消息，真有说不尽的快乐和希望。可是一到重庆，他被囚禁到歌乐山下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一座平房内。这时，希望完全失去，他终日长吁短叹。杨夫人更加气愤，经常责骂蒋介石太没心肝，特务不是人。杨知道这样会更惹祸，时常劝阻。八年的折磨，杨夫人身体越来越坏。特务们因为恨她，她病了不但不给医治，反而借故刺激她。到了一九四七年，她便含着满腔愤恨，与世长辞。杨悲痛异常，便把杨夫人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枕边，终日抱着幼女，老泪纵横，饮食锐减。他原来声音非常洪亮，每次饮酒划拳，声震室外。这时说话变得很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这些情况传到蒋介石耳边时，他总是得意地一笑。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