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底，我们要回过头‘算总账’，东北三省必须确保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顺利完成。”近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东北三省经济工作座谈会上为东北三省立下“军令状”。在近年中央对地方下达的指示中，此次严厉程度可谓罕见。也足见东北形势严峻，引起中央极大的不满。有评论认为，在国家扶持政策之下，地方还需要自身的的内生动力。中央的批示对地方当政者无疑是鞭策和督促，对他们来说显然应有所动作，目前东北亟待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革新风暴。
东北黑龙江省工业城市
从“共和国长子”到失意者
李克强携“超豪华团队”奔赴大陆老牌工业基地东北，连同多部委共同把脉东北经济，多是源于目前东北的经济困境。数据显示，201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经济增速分别是5.8%、6.5%、5.6%，位列全国后五位。今年一季度，这三个省的多项经济指标继续走低，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此前不仅有媒体曝出占中国内陆油田总产量近四分之一的大庆油田将减产150万吨，而且《经济学人》一篇《东北地区经济：重返严寒》将东三省的问题摆在了台面。事实也的确如此，从1949年之后，东北地区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至1984年。在这一时期东北在国家建设最为需要的农业和工业两大产业中，成为中国的中流砥柱。“共和国长子”之名由此而得。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到2003年之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东北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计划经济时期的老工业基地在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时，大型国企云集的地区会受到最大冲击，船大难掉头。祖孙三代铁饭碗，一朝下岗自谋生路，对人，对企业，对整个东北地区经济和社会观念的颠覆要远大于其他地区。第三阶段是2003至2012，被称为“黄金十年”。在经历改革的“阵痛”后，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逐渐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有鉴于此，政府在2003年作出回应，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计划。但是盛世之下必有隐忧，正是东北的“黄金十年”掩盖了顽固的体制和机制性矛盾。
从2013年以后，东三省地区就真正迎来了“危机”。尤其是传统的第一、二产业的过于强大，造成第三产业比例失调。拼投资、拼能源、拼土地，东北依靠这“三拼”赢得了两位数的十年增长，但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三拼”就不灵了。这已成为东北三省政府和企业界的共识。东三省常年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东北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集中显现。李克强此次在长春考察时曾指出,“东北振兴十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为什么去年以来经济骤然出现如此低迷的状况呢？”李克强说，“这里面的确有国际经济复苏低迷、国内深层次矛盾积累、区域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客观’原因，但东北三省也要多从‘主观’上寻找原因。”
东北“陷落” 何谓主观原因？
诚然东北的“陷落”是诸多深层次问题所导致结果。如人口流失、国企与市场萎靡、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转型升级、改革乏力，使东北不可避免地迅速转为下行，而且这一趋势在短时间内难以逆转。但中央近一年来对东三省周边区域出台了很多利好政策，比如对蒙古友好访问，奠定了经济合作的良好氛围；与俄罗斯签署了能源合作项目，必将带动周边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中韩自贸区进入实质的谈判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有序推进，思路基金和亚太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设立将会辐射到东三省区域，对民营企业的融资解决起到一定的纾解作用，同时有利于国企过剩产能的输出。问题在于，这也仅仅只是解决国企的燃眉之急。
政策层面扶持之外，人事调配方面也可看出中共高层的重视程度。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从中央空降东北的官员不在少数。有东南沿海地区工作经验的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和辽宁省长李希，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团派新星”黑龙江省长陆昊三人。其中，巴音朝鲁曾长期在内蒙古基层工作，后又在共青团系统历练多年。工作履历上也曾与习近平或李克强有交集。这一系列人事安排一度被外界认为是中央早有布局。但由于东北官场的惯性使然，目前仍无明确信号显示东北经济发展有明显扭转趋势。目前来看，地方政府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或是一味巴望中央输血都只会使问题进一步加重。这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东北三省发展的高潮与低落与国家扶持息息相关。但单纯依靠大规模投资刺激和无节制地消耗自身资源的发展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政策不能永远刺激，资源也有枯竭一日。国家政策之下，地方还需要自身的的内生动力。李克强在东北强调，“东北振兴不能‘等靠要’，而要靠‘闯改创’” 。在中国当前政治、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局面的背景下，东北地方政府迫切需要革新这一僵化治理模式，积极应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带着经济“胎记”的东北能否完成“军令状”，还看三省主政者在2015年的谋局手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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