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名记者，普利策奖得主约翰·伯恩斯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之际，回答了老东家《纽约时报》读者的提问，对国际局势、世界前景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4月14日发表题为《约翰·伯恩斯回答读者有关他所亲历的历史提问》的文章称，为《纽约时报》效力40年后，两度普利策奖得主约翰·伯恩斯成绩斐然的职业生涯即将画上句号。近日他选取一部分读者提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其中毛泽东成为伯恩斯最想见的人。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问：您认为在为《纽约时报》效力的40年的记者生涯中，报道过的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
答：这很难选择，但在这个不长的名单上，我必须要为我报道的第一条通栏大标题新闻留下一席之地，那是1975年冬天对发生在拉瓜迪亚机场的致命爆炸案的报道，这次报道让我顺利度过了在《纽约时报》的试用期，否则以我最初的紧张表现很可能被淘汰。
我当时的老板阿瑟·盖尔布非常慷慨，他忽略了我署名报道的这条新闻，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记者鲍勃·麦克法登从我用电话发回的惊慌失措的只言片语中加工出来的，换言之是麦克法登把我的报道“改写”成了一篇杰作。没有这篇稿子，我可能就不会有机会近距离地描写曼德拉1990年走向自由的过程，也不会有2005年萨达姆·侯赛因走向断头台的报道，或者记录塔利班巩固他们在阿富汗的极权统治过程中数不清的暴行，正是这些报道让我在随后的日子里重新登上了头版位置。
问：在去过并报道过这么多地方后，你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答：我属于二战后和冷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记者，因此我们的看法是在有着自由民主文化的西方国家与苏联及其阵营成员国的二元斗争中形成的。我自己的看法无疑受到了一些事实的影响，我父亲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上世纪50年代成为北约在西德的指挥官，而且我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被《纽约时报》派到莫斯科，当时莫斯科还处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重压下。对我来说，这种看法中的根本部分一直没有改变。美国以及我自己的国家英国，还有西方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对于这个世界的稳定来说仍然不可或缺。
如果美国的位置被其他占主导地位的大国所取代，被那些雄心勃勃地准备在本世纪中叶取代美国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所取代的话，想想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就足够了。我亲身在这两个国家生活过，我不得不说，那里都不是我向往生活的地方。尽管如此，过去10年的经历也削弱了我的一些自信，我猜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结论，我曾经以为西方对一些遥远地方，甚至是距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的贫困和冲突有解决方案。占领伊拉克、目前伊拉克和叙利亚冲突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及“阿拉伯之春”的彻底失败都表明了信仰、部落和教派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它们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在伊拉克不惜牺牲成千上万的生命和浪费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所宣扬的公民社会是多么地抵制。
问：在你长期的职业生涯中，你遇到过无数人，但是我敢肯定你错过了有些人。谁是你很想见，但最终却缘悭一面的人？
答：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我最想见的是最后岁月中的毛泽东。1971年我刚开始到北京作驻外记者，这个任务为我打开了到《纽约时报》工作的大门，那时《纽约时报》与我供职的多伦多《环球邮报》有联合协议，而《环球邮报》是唯一在中国派驻有记者的西方报纸。在中国工作的最初几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根本看不到毛泽东。如果我当时遇到了他，我会问他什么问题？这是此后多年里无数次出现在我梦中的一个问题，但每次都会不断出现一个奇特的片段----走过中南海一道道厚重的大门，我被带到毛泽东的住所后，却发现自己慌乱之中忘记了带笔记本和钢笔。接下来，慈祥和蔼的毛泽东从他的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支笔，然后递给我，还有一个红皮的笔记本。心理学家可以分析一下这个梦什么意思。
问：以您多年观察和分析世界大事所获得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未来100年世界是变得更加和平，还是更加动荡？或者是大体差不多，还是无尽的地区与民族冲突？
答：现在距离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弥漫西方的乐观情绪似乎已经很遥远了。当时核战争的恐惧被驱散，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将在一个比我们以及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更加和平安宁的环境中长大。但事实证明我们大错特错。与莫斯科的军事对抗结束后，俄罗斯迅速回到帝国野心和对西方充满敌意的老路上去。“9·11”事件让美国到阿富汗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开战，但谁能预见到13年后另一个极端组织狂热分子带来的祸害？
而且，谁能解释，在一个有着无数亿万富翁，能把机器人探测器送上遥远星球的一个世界上，还有占全球人口将近三分之一的20亿人仍然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谁能知道种族、教派和地区冲突的大潮是否能够退去，而且在什么时候？我们为保护自己免受世界上的暴力行为侵害而采取的措施，是否会因为削弱了人们的自由而终结？所有这一切都没人能够准确地预测。但是，如果说过去40多年在世界多个地方的经历教会了我什么的话，那就是就像在上世纪一样，这个世纪世界各地的冲突即便只是勉强和解的话，也有赖于一个强大的、向前看的美国肩负起对世界的领导责任。
问：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那么无知？到底是谁的错，是政府、记者、还是人民？这种学习的过程一定要这么缓慢、代价这么高，而且这么惨痛吗？
答：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对于政府提出的入侵伊拉克的主要理由，即萨达姆藏有被禁止的生化武器也不相信，因为证据支离破碎，而且没有说服力。但是，就像我在巴格达的大多数美国和英国同僚一样，我确实觉得，为了伊拉克人民，结束萨达姆的暴虐统治的行动至少应当有一个坚实的道德基础。我们未能做到的，而且是关键的一点就是，从战前的日常压力下后退一步，设想一下一旦萨达姆的恐怖外壳被掀掉后，将会出现一个四分五裂的伊拉克社会。尽管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更深入地解读这个国家漫长的教派和部落分裂历史，可能就会让我们学会告诫人们，西方致力于在伊拉克实行西式民主的做法是一项多么不可能的冒险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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