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将城镇化视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未来7年，中国打算让城镇人口增加9,100万，总体目标是，城镇人口从目前总人口的53%提升至2020年的60%，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一长期战略举措，使得16年后中国各地再掀“撤县设市”热潮。有消息称，目前中国已有165个县在排队等待“撤县设市”审批。
李克强
北京时间4月15日，据陆媒《法制日报》报道，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在《中国2049战略》课题中期评审汇报会中指出，在中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必须立即重启‘撤县改市’，其重要性和紧迫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放开二胎，1983年、1994年民政部提出的县改市的标准已经严重过时。她建议，“十三五”期间，将改革重点集中到以县镇为主的政区改革上，推动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县、镇由农村政区向城市政区转化。
对于“撤县设市”可能产生的权力寻租问题，冯俏彬亦坦称，在“撤县设市”的执行中，县改市对于很多官员来讲意味着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财政收入等，所以，县改市在控制不好的情况下，确实意味着机构、官位以及行政成本的急剧增加。冯俏彬表示为避免重蹈覆辙一定要做改变，要重新修改撤县改市标准。从经济、人口、社会发展、市政设施四个方面，分东、中西部给出量化条件。标准只是撤县改市的“门槛”，而不是充分条件。另外，还要，适度弱化行政级别与权力大小之间过于紧密的关联。
事实上，早在李克强上任中国总理前，他就曾在其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对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提出构想：“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为中小城市。与此同时，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必然会推动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包括劳务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的发育，从而使已经进入农村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继续向现存的城市转移……中小城市的发展无疑给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了机遇。”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中国国家发改委下发《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 (2011-2020年)》(下称《规划》)。根据《规划》提供的发展思路，未来中国东部城镇化发展的重点是，在优化城市群的基础上，逐步打造一些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并更加注重服务业的发展；而中西部在重点培育大批中小城市的同时，将工业发展摆在更重要位置。而彼时，中国国酝酿撤县设市(区)的县就有上百个，而据来自地方政府层面的说法，仅仅在广东、贵州、云南、陕西四个省份，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区)。
2014年，中国国务院再度发布了一份宏伟蓝图名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这个规划旨在增加中国的城镇人口，即从目前总人口的53%提升至2020年的60%（即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人口将在7年之内净增9,100万（也就是每年1,300万）。
不过，有分析人士称，这一城镇化蓝图仍会显得规模庞大，但却处处击中了以往城镇化的病变。大城市高企的房价、难解的拥堵以及不均等的公共服务让人们意识到，中国城镇化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已积累了大量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尽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中国城镇化率2012年已达到52.6%。但如果把没有户籍、未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那一部分人口“划出”，中国城镇化率仅为35%。
李克强是新型城镇化的坚定执行者。习李上台以后曾在多个场合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在十八大之后的报道中称，城镇化或将是习李时代最为繁重和艰难的任务，但始终处于低层次粗放化的城市化已经危机四伏。他们未来将不得不消化掉农村溢出来的亿计劳动力，“解放”农民，让他们过上出彩的有尊严的市民生活。“撤县设市”是否能踏实这关键一步，仍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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