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57国的大名单最终出炉，北京筹划已久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初具规模。正式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国家都没有被拒之门外。比起2014年被欧美媒体嘲笑资金不足的“亚投行”机制，当下的中国可算是抓住了一次历史机遇，让稍纵即逝的机会没有像荒野地里的石楠那样被时代的大风吹得无影无踪。
一带一路的计划与亚投行的机制正在成为中国撬动世界的工具
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这句话不仅显示了机遇的重要性，也现实了客观条件的必要性。对于过去的中国来说，这也许是个难题，但到了2015年，问题也许就大不一样，伴随着外部环境可以互补的经济对接起来，这便可以变内部的小循环为融合内外的大循环。这一点也就成了北京的最大武器。尽管中国总理李克强已经表示，中国无意打破当前秩序，只想做有益补充。但北京的实际成果恐怕就将远超此节了。
事实上，也就在前不久，北京已经拿出了最新的武器，即“一带一路”。不可否认，这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在内外格局的考量下，习近平于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到了2015年，这两大方案终于两步并作一步走。成了为“亚投行”助力的最好工具。
环顾在战略带上的国家，根据各自发展的不同阶段，大抵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亚非拉、中东等地的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的历史中，饱受殖民、侵略、战乱、贫困之苦，而中国用长期的合作信誉告诉了他们：没钱搞开发，中国就给抵押贷款；没工业能力，中国帮你搞基础建设，而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一带一路”战略当然能福泽他们。
第二大类是譬如印度、印尼、哈萨克等东南亚、中亚和南亚国家，他们都属于投资需求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遇到了困难，需要投资基础设施来发展经济，惠及民生。第三大类是英、法、德等西欧发达国家，他们是工业和资本输出的国家。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符合这些欧洲国家的利益。一则，欧亚大陆整合进程将加速，可从中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二则，可以轻松获得亚洲国家投资和自由贸易经济带来的机遇，并从中获利。三则，给他们解决资本过剩和产品市场问题，不但可提升其资本利润增长率，还能给其国家的工业产品提供输出市场。
“一带一路”战略最大的特点是可以通过扩大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来提升区域贸易自由化，打开经济发展的空间。如此一来，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中华经济圈”就会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考虑到域内国家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再考虑到中国工业过剩产能的问题，两者连接起来不但释放了中国的过剩产能，还能提升相关国家的互联互通。这么一来，中国还可以优化外汇储备质量，可将境外外汇资产逐渐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债券投资，转向对新兴市场的基础建设投资。经济如此疏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瓶颈问题就解决了。如此，中国既成为对接西方发达国家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台，也成为了一个聚集世界资本和分散投资的平台。
要将这个战略实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交通运输、通信等沟通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沟通各国，“一带一路”战略就会犹如空中楼阁。要加快建设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资金推动是不行的。而且，很多国家由于资金、建设能力问题，一时半会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如何加快实施中国的这“一带一路”战略？诸如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就在中国倡议和主导下出现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这些机构将担负起为新兴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发展资金的责任。
有了资金，中国拥有世界上工程能力最强、性价比最高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这种基础建设能力恰好可以借机释放到这些新兴市场。包括高铁、高速公路、通信设备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工业能力释放和输出，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所以，亚投行对中国来说有承启内外的战略意义，是国家最高战略的金融投资配套机制。
进一步看，随着投资的深化，考虑到中国的生产能力，新兴市场国家想买的东西基本都能从中国买到，特别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物资。那么，逐渐地，这个体系就可以直接由人民币替代美元。而且，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投资贸易便利，又会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和融合。如此一来，必然能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除了上述世界发展的主要矛盾之外，站在中国自身来看，发展正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工业和资本的对外输出问题；二是经济区域发展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三是产业升级问题。这三大问题，本质上都是资本带动下的经济循环发展的问题。从这里看去，北京的计划想必还将不仅于此。在经济开路后，北京的撬杆恐怕还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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