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日前接受中新网旗下的《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他对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习近平团队两年多来的表现进行了点评。他指出，通过相关问题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未来政治走向、中国领导人作为个人的作用，以及他和中国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化之间的互动。
据《中国新闻周刊》4月16日发布的采访实录，记者问及“从对政治人物领导力的研究来看，习近平执政团队的形成有哪些特点?”李成回答称，习近平作为中国新的政治领袖，他走向最高领导职位的过程有几个特点：
第一，相比较而言，他准备接班前在中央最高层待的时间要短于其前任。习近平之前做了五年常委，而胡锦涛经历了10年的时间为接班做准备。江泽民则在邓小平掌舵的情况下，从1989年接班到1997年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江有一个在“大树”下面学习、了解的经历，以及巩固权力、酝酿人马的过程。
第二，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是在十八大上成为一把手以后才开始真正建立自己的人马的，在他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时候，政治局委员及以上的官员中，他自己提拔起来的人寥寥无几。需要注意的是，自己提拔的人和政治盟友是不同的。比如奥巴马在竞选时期的同盟可以是肯尼迪家族成员或约翰·克里，但是他们只是政治盟友，和自己提拔的人是两码事，后者一般都与自己有很长的渊源。对于奥巴马而言，他自己的人包括他在哈佛的同学、在芝加哥的同学和同事。在这方面他和习近平是相像的。
习近平俨然已成西方首要话题
第三，虽然如此，但习近平有几个政治渊源，这对他很有帮助。首先，他在沿海地区福建、浙江和上海三个地方总共呆了长达22年，沿海地区的工作经历给了他很多熟谙经济发展的机会。与此同时，他又有在内陆地区的资源，其中包括他在陕西的家庭渊源和插队经历，所以他在沿海和内地之间就打通了，这种平衡是很重要的。此外，还有一些和他在北京一起成长的红二代，以及一部分海归的好友。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具有一个比较全面、广阔的权力基础。记者提问称，“习近平目前还处于其执政的初期阶段，从整个社会的情况来看，对他个人的看法和判断，还是出现了很多差异的，有些不同的认识甚至呈现出一种撕裂，如何理解这种不同群体对领导人认识的冲突?”
李成详细回答称，公正地来看，在习主席最近两三年的政策当中，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别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推出来的，不论是市场化改革、法治建设、 反腐败，还是正在拟议中的对军队的改革。而在国际关系方面，他做了很多，并且没有走过头。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讲，大方向的把握是对的。
实际上，不论经过怎样的过程，一旦最终结果是好的，并且有利于制度化的建设，大家的看法也会改变。例如，一旦法治建设摆上议事日程，在知识分子当中就会赢得赞成。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两三年中，习近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着眼于如何让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较大意见分歧的社会，能够重新得到更多的调和与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确立一个更明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的确立取决于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以及国际环境，但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道路，以我的管见，还是他在政治改革上给我们一个惊喜。
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最终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巩固他的权力，从而获得新的认可、新的合理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是在十九大上要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未来做出选择，习近平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拥有很多政治资源，如果他能够把中国带向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就会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并得到历史的认可。我对此抱有良好的希望。
下一个相关问题是，“习近平所代表的这一代中国领导人，通常被称为政坛‘第五代’，也有人将其认定为‘知青一代’。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概念是能够被公认的吗?他们有何特点?”
对此，李成回答说，领导人的代际划分是政治性的。“第五代领导人”这个概念的建立，海外的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也同意把这一代定义为“知青一代”。要想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就必须了解知青一代。他们显示了当今中国领导人的很多特点，这些特质都是在他们的知青经历中得到的。
文革对中国有很深远的影响，而对于当时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这样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的。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很复杂。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人是有冒险精神的，是曾经沧海的一代，你骗不了他们、讹诈不了他们，对外界来说，你只能用很多道理，再加上自己的实力----这两方面都具备了，才能对他们有说服力。所以，在国际上，要想用以前那一套方式去和中国这一代人领导人打交道，是不灵的。知青一代本身是一个矛盾体，这种矛盾体可能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中国历史上非常优秀、非常有能力的一代人。而另一方面，他们在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又有可能是扭曲的一代，如此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构成他们非常复杂的特质。
另外，记者提问称，“您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过技术官僚在中国政治精英中的角色及演变，那么，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和您多年前所描述的技术官僚有什么不同?”李成表示，这一代领导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中间学文科的、学法律的多了。虽然有些高级官员声称具有法学学位，而实际上他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党务或政治学，但其中也有很多人不仅学过法律，而且过去的职业都在法律相关领域。法学界人士在中国政坛的崛起，对于促进法治建设会有明显的作用。
从现在的趋势来看，中国的高级官员中真正的技术官僚、工程师出身的政治家的比例将会下降。而处于上升趋势的两拨人，一是学法律的，另一部分是学金融的，此外还要加上逐渐崛起的企业家群体。所以，中共政治精英组成的改变不是一次完成的，首先它经历了从中共的草根领袖到技术官僚、自然科学人才的改变；现在则在演变为法律与金融界人士成为政治家。此外，现在多数的中国高级政治家都是从省部级官员升上来的，那么，将来中国政治精英的产生是否会有更多元的途径？包括来自智库和企业界的精英，这些途径如果能够打开的话，将更加有利于政治体制向健康、完善、更具有代表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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