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一书生勤奋好学，为人正直，原本有个大好前程。但有一天，街上恶少调戏书生的妹妹，书生一气之下错手杀了恶少，被抓起来被判了秋后处斩。因为无奈，书生将断送自己的前程与生命，大家都在为他惋惜。幸运的是，这年夏天，皇后生了个女儿，皇帝一高兴下令大赦天下，除谋反等大罪外，所有罪犯统统释放回家，消除案底，可以重新做人。幸运的书生得到了重生的机会。
关于王岐山是否该特赦贪官，掀起了大范围的讨论
政令直接赦免犯法的人，作为一种法律外的特殊形式，一直都不绝于历史。每逢皇帝即位、皇子出生、皇族生日等重大事件，皇帝常常会发布诏令，宣布“大赦天下”，除谋反弑上等大罪外，犯法的人都可以免除罪责，重新开始。
这种用政令干预法律的方式，在古代实是一件好事。古代法律体系不健全，治理国家以人治为主。古代中国的法律地位很低，只是为长官提供处理案件的参考依据，是非曲直由长官说了算。
如果在古代遇到了冤情，幸运遇到正直明智的主审官的话还能还得清白，若是遇到了昏庸贪财的主审官，则会蒙上不白之冤。即使是上诉也不见得能够反正，官官相护是古代官场铁律。为了维护官员的权威和私利，即使上诉的部门知道是冤案，往往也会选择忽视。这种模式导致了古代中国的监狱充斥了很多的冤假错案。在民间戏曲和传说中，清官、伸冤系列非常受百姓的欢迎，正是这种悲剧的写照。
不定期赦免犯人的政令可以说是在古代少见的双赢的政令之一。通过官府赦免，民间百姓有了希望，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间的疾苦。这也使统治者赢得了民心。所以每当民心不稳的时候，统治者就会想出各种名目如皇族生日、某地出奇花等，经常对监狱的罪犯进行大赦。就像在东汉王莽主政时期，民心动荡，王莽实在没有借口，就以“昔岁五谷登衍，今兹蚕麦善收”为由头进行大赦天下。
在人治的社会，政治赦免，是百姓的福音。政治赦免一直受到当权者的青睐，成为“仁政”的标志。这种施恩形式的受欢迎使得其对政治的影响穿透了厚厚的历史，直到近代，还在不时发威。
近代的赦免又与古代多少有些不同。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崇尚民主与法制，法治是世界的主流，法律逐渐成为社会的最大准则。而以政令直接赦免的行为会破坏法律的秩序，所以在进入民国后，就没有了“大赦天下”的行为。不过小范围赦免----特赦还是存在的。
特赦是指国家有权对已受罪行宣告的特定犯罪人，免除其全部或者部分刑罚。这个特赦的权力被明明白白地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国家希望通过这一条律法能够弥补法治的不足，也希望能用法律的形式设立政府的权威。
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政府的权威，与法律的至高无上有了冲突。特赦，即是用行政命令来干预法律，其本质是由人的意志控制法律，这是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的表现。而近代与古代不同，近代的社会是由法律作为基本准绳，当法律的权威受到破坏，社会就会出现混乱，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弊端世人皆知，政府也不得不重视。但是，人类进入法治社会的时间尚短，还有很多不全面的地方，所以不能完全摆脱行政干预。所以政府虽然把行政的权力加在法律之上，但也不敢擅自动用这把“尚方宝剑”。
以1949年后中国为例，每次对特赦权力的使用都是慎之又慎。直至今日，也仅仅使用了7次，而且都是用在赦免战犯身上，如蒋介石、溥仪、日本俘虏等。严格来说，这种特赦并没有侵犯法律权威。
从本质上讲，战犯不是罪犯，其罪行不过是个政治符号，而且在很多国家，根本就没有“战犯”这一罪行，例如，在美国内战结束后，林肯下令释放了所有敌方将士。对于战争，敌对双方各有各的立场，胜败得出，成王败寇，是政治上的失意，而不是法律上的审判。
但是到了近代，提倡法治为先，为了给战争一个近代化的终点，就有了战争犯一说。虽然在很多战胜国胜利初期都给了敌方一个战争犯的名号，但是等一段时间都会撤销。而“特赦”这条法律就为释放战争犯提供了依据。
由此看来，近代“特赦”作为一种特殊的政令，并不与法治冲突。不过特赦并没有因为战犯的消失而消失，一直在宪法上安静地躺着。
国家设立的特赦本意是抹除战争的阴影，弥补法治的不足。在国际上，有一些重大案件需要特赦来发挥作用。
例如在埃及恐怖分子中，有一青年被蛊惑加入，后来醒悟自首，并带着敌方重要资料，政府经过慎重考虑给予特赦。又如，越南有一男子，其母绝症无治，十分痛苦，不忍母亲受苦，男子忍痛毒杀老母，并投案自首。针对于这件杀人事件，政府经商讨，认为实属无奈之举，给予特赦。
可以看出，国外赦免的情况大多基于两种情况，一个是情有可原，一个是可以带来重大情报或影响。
不过对于恶劣的案件，就算是有再多的重要价值也不能特赦，如果因为犯罪分子的贡献而赦免其罪，无疑告诉了世人：法律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司法部门在某些重大案件上遇到难以克服的阻碍时，如果动了“以功抵罪”的念头，则会因小失大，不但损坏了法律的尊严，也会丢失了民心。
而在万不能赦的名单上，贪腐肯定会榜上有名。在古代人治的社会，动不动就“大赦天下”的年代，除谋逆等大罪外，贪腐这一条也是从不被赦免的。
唐朝是历史上大赦最频繁的一个朝代。唐太宗、唐玄宗都在诏令中明确说明，天下大赦，唯十恶、官员贪赃不在赦免之列。其后的王朝更是如此。可见，历代统治者都明晓贪腐在老百姓中的恶劣影响，赦免贪腐的官员，无异于自毁民心。
所以说，特赦，万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是万不得已，也不可以用在赦免贪腐之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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