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两会前进行密集的人事洗牌之外，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排名前五的另外三个核心部门----中宣部、统战部、中联部，也在近期迎来了新一轮的人事变局。副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王正伟4月份兼任统战部副部长，统战部再现双副国级领导；驻朝大使刘洪才任中联部副部长，中联部处境惹人遐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崔玉英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崔玉英成为中宣部历史上首位来自少数民族的女性副部长。中共中央三大中枢机构的补血，虽然整整体而言符合惯例，但背后所暗含的深意也值得探究。
王正伟（前排居中者）
“历史重现”映照现实
首先，需要探究的是王正伟份兼任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兼任统战部副部长为多年来的惯例，这次比较特别的是王正伟之前就以破例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领导人。而此次调整也让统战部这一在令计划落马之后出现变局的中央直属机构，30多年之后再现双副国家级领衔的局面。
此前出现这一局面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当时，开国上将乌兰夫于1977年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一直到1982年卸任。期间乌兰夫先后当选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名第四，1978年）、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排名第一位）。他的副手，统战部副部长杨静仁与现在的王正伟一样，为副国家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在1980年9月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82年，杨静仁“扶正”，继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国家民委主任，次年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因此也有人会说，统战部人事配置双副国级早有先例，现在只不过是因为王正伟恰好是副国家而已。但不容忽略的是这样配置的历史背景，上一次的“双副国级”时代正值中国从“文革”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初步奠基的时期。期间，邓小平对中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深度改革，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于是这一时期人事上新老交替，在旧制度的破与新制度的立中交织下进行，出现类似乌兰夫跨部门身兼多职----既担任统战部部长，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头衔；以及杨静仁以统战部副部长身份，不仅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还一度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现在来看都在情理之中。但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中共的领导制度逐渐规范化，于是统战部通常也就一直由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领衔，即便当年令计划早已丑闻缠身，但也没有改变这样的格局。
而随着令计划的落马，政治局委员孙春兰由天津市委书记任上“火线”调任统战部部长，且不论缘何选择孙春兰，以及对她政治生涯而言意义何在。单此变动，客观上就让统战部的人事配置提升半格，与中央直属机关中办、中组部、中宣部等持平。而随着王正伟的调入，统战部再迎人事变局实现 “历史重现”高配双副国级。习近平曾说：“事业兴衰，唯在用人；用人之要，重在导向。”在中共政治中，往往可以从用人看到政策走向或者局势的变化。虽然现在断言统战部将迎来怎样的变局还为时过早，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统战系统的人事变局恰恰反映出中国当前正处于关键转折时期的现实。【相关新闻：再祭致胜“法宝” 新常态下统战局变】
“一进一出”展外交思路
其次，中联部的人事变动也值得留意。早前，驻朝大使刘洪才与中联部副部长李进军实现对调，刘洪才回国担任任中联部副部长，李进军则赴朝出任驻朝大使。有分析指出，总体而言虽符合例行安排，但在今日中朝关系微妙下状态下，中联部处境惹人遐想，一句“求同存异”暗含中国对朝态度暗藏何种外交思路值得深思。
要谈中联部的人事调整的思路，显然有必要了解中联部的历史和职责。中联部全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成立于1951年，是中共中央负责对外工作的职能部门。成立之初，对外联络工作主要对象是苏联、东欧、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东方国家共产党（大多处于地下）。工作范围涉及党内情况通报、党与党之间的高层会谈、组织党政代表团参加外国国庆等活动。
刘洪才是排名第一的中联部副部长
中联部创始人、第一任部长王稼祥把中联部的工作职能定位在“中央在国际问题上的助手和参谋”。1962年2月，他和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曾联合署名，致信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建议对外实行和平和缓和的外交政策。虽然，毛泽东批评王稼祥实行的是“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他说，“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但从中国随后的外交政策来看，有理由相信中联部的建议在此中发挥了作用。
回到此次人事调整，有观点认为，与过去相比，虽然现在中朝关系处于冷却状态，却中国仍然延续派遣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担任驻朝鲜大使这一传统，与向韩国派遣局长级官员担任大使相比，驻朝大使高一个级别，可见中国对朝鲜依然重视。李进军曾担任中国驻缅甸、菲律宾大使，是精通亚洲事务的专家，外界预计李进军将带着改善中朝冷却关系的任务赴任。而1955年的刘洪才重返中联部二度担任副部长，排名仅次于中联部部长王家瑞的安排也引人关注。2003年6月，刘洪才升任中联部副部长，官至副部，其后在2010年3月调任中国驻朝鲜大使。5年之后，刘洪才又带回了怎样的信息，又会否影响中朝关系的走向？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观察。
中朝关系从2013年2月朝鲜强行实施第三次核试验，及亲中派代表朝鲜前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被处决之后急剧恶化。之前往来频繁的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自2014年2月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访朝之后，已有一年多的空白。但3月30日，中国新任驻朝大使李进军，向实权仅次于金正恩的朝鲜二号人物金永南递交国书时，则释放出两国改善关系的信号。李进军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努力，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求同存异”无疑是将中朝两国关系赋予了新的内涵。
“少女”获升的三重信号
2月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崔玉英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公开资料显示，崔玉英1958年于山东出生，藏族，曾长期在西藏任职。2006年任西藏党委常委、宣传部长，2011年底调到中央，任中央外宣办副主任、国新办副主任，2014年4月任中宣部部务会议成员，她获升任中宣部副部长，也成为中宣部历史上首位来自少数民族的女性副部长，也是中宣部唯一一位现任女性副部长，其藏族女性身份信号意义明显。中国的官员体系中有以“无知少女”指代“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官员，崔玉英则有“少数民族”和“女性”两大标签。
刚刚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崔玉英
崔玉英被认为是很强调“话语权”的宣传系统官员，曾表态要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话语体系。在第五届东盟与中日韩媒体合作研讨会上，崔玉英指出亚洲媒体缺少强势平台和权威地位，在信息获取上严重依赖于西方媒体。亚洲媒体在世界舆论格局中的传播力、话语权、影响力还十分有限，并表示“传播亚洲理念、发出亚洲声音、扩大亚洲影响是亚洲媒体的共同使命和责任”。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上台后，中共高调地向世界推销自己的形象，为输出价值观做铺垫。目前，从中共宣统系统的调整步骤来看，崔玉英主张掌握“话语权”外宣理念比较契合新媒体时代中共的大外宣要求。这是其一。而央视毕福剑事件“发作”前夕，央视台长易人，也可视为此轮调整中的一次偶然中的必然事件。
其二，崔玉英的获升，也让中共中央部门机构中的“女部长”增至4位，其他三位包括统战部长孙春兰，统战部副部长（排名第五）林志敏和中联部副部长徐绿平。而在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至少有15位女性部级官员。这些女性部级官员分布在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环保部、水利部、商务部、卫计委、央行、审计署等10部门。其中，卫计委、教育部女性部级官员最多，均有3名女性部级官员；而15位女性部级官员中，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卫计委主任李斌为部门一把手。此外，还有5名女性部级官员为中纪委驻部纪检组组长。“政治领域的两性平等，乃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更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崔玉英的女性身份无疑是对这一标尺的进一步诠释。
此外，崔玉英的另一身份标签是少数民族。纵观中共一系列人事调整，从中不难看到，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执政中国之后，少数民族官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少数民族官员的升迁上也创造了多项“第一”。除崔玉英以藏族身份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开先河之外，今年1月中旬，来自维吾尔族的前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出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为近年来少数民族干部首度进入到政府宏观经济部门担任负责人。另外，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等都为少数民族官员中的佼佼者。杨晶一人身兼党政双重机构身份，创下了国务院秘书长的先例，被外界评为两破人事纪录；巴音朝鲁则是现任省级地方党委中唯一一位少数民族一把手，被认为打破了一般情况下少数民族干部不担任党委一把手的惯例。为此，有分析认为，少数民族干部在中共执政团队里的数量和分量的提升，映射出中共既是延续传统思路和政策，又是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吸纳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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