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得益于其清晰的逻辑推理，也正是这一点使她最接近自然科学，而变成一门“知识累积性”的学问。所谓“知识累积性”则意味着前提假设逻辑框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假设尽可能为“真”或者其抽象化之后能概括一般特质，二是逻辑可以用数学表达因而精密一致。尽管对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而言，两个条件的满足情况都不理想，但经济学的研究至少已经表明了不断逼近这两个条件的姿态。
人的思想可以放大
而在过去的半年里，通过对经济思想史上的回眸，经济学自身也表现出反思姿态，以寻回那些“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包括被忽略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于3月份推出了亨特的《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尽管批判视角几乎是所有经济学思想史的写作者都会秉承的态度，但实际上这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恨铁不成钢之后不如自己捉刀修补的一种做法，正如伟大的熊彼特写《经济分析史》一样，亨特也不例外。而赵迺抟所著的《欧美经济学史》，尽管被多数人仰望，但恐怕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此书的材料较老，在思想脉络的编排梳理上，创见也不多。当然从经济思想的发展来为经济学寻求牢固的根基，以抵抗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或许是不断重写经济思想史的意义所在了。
除了这种做法之外，在经济学内部，也有不同流派经济思想之间的竞争，同门比武意在精益求精。耳熟能详的是以弗里德曼与哈耶克为首的自由主义学派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学派之间的竞争，双方各有胜负。但是即便在自由主义内部，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铁板一块，双方更像是金庸笔下的华山派“剑宗”和“气宗”的关系，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竞争思想市场。史库森的《朋友还是对手》梳理了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分歧所在，尤其是对于“货币”这样一个在经济学里举足轻重的概念的分歧，导致双方在宏观经济学的不少问题上都有不小的差异。但揭示这种差异背后的企图是完善当下的框架，这对于自认为属于奥地利学派的史库森而言，是不小的挑战。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
延续了近年来对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挖掘，例如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曾出版罗卫东的《情感秩序美德》探究亚当·斯密的伦理学思想，成为“国际斯密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作品。2007年6月，华夏出版社又推出了《约翰"穆勒自传》。穆勒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之一，同时也是声名卓越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除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之外，穆勒最为出名的是两本鸿篇巨制《论自由》和《功利主义》，这两本著作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经济学家。而《约翰"穆勒自传》是穆勒的最后一本著作，而且附有“未曾出版的演说稿”，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知识的用处》。这本穆勒自传对于了解穆勒的生平思想而言，固然十分重要；同时对于整个经济思想史来说，也不无助益。同时正可以通过这种不断累积的过程，来完善整个经济学体系。并且穆勒在第五章《成长中的危机与进步》中充满勇气的形象堪为后世经济学者的楷模。
除了回归古典，对思想史进行回眸之外，前沿领域的拓展也不可忽视。因为这可能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方向。近年来经济学的发展除了在数学工具上的拓展，例如博弈论的发展，以完善逻辑上所需要的工具之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反思是个体主义是否依然可行？“经济人”假设是不是依然可以用来描述一般化的人类行为？理性的基础又是什么？
博弈论方面，华夏出版社出版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的《选择与结果》，事实上这本书的重要性并不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微观动机与人类行为》，《选择与结果》作为谢林思想的一个更为普及的版本，倒也真正是应了谢林在书中阐述的“人以群分”的思想。谢林的博弈思想尽管非常深刻，语言却是简洁活泼对于一般性的了解而言，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博弈论发展这么多年，已经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世纪高教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宾斯坦微观经济学讲义》，就是一本份量很重的讲稿。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是特拉维夫大学和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目前是国际上最受尊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博弈论和有限理性研究极其出色。他的《有限理性建模》一书2005年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中修正了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继承了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思路，并且以有限理性假设出发，重新建立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叙述体系。而在这本《鲁宾斯坦微观经济学讲义》中，就是以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出发，既有对传统模型切中肯綮的批评，也有自己独到的创见。顺便提一下，这本讲义已经在特拉维夫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研究生中使用了15年之久了，已经过无数优秀的头脑的检阅，是上乘之作了。
从有限理性到行为经济学，这是一脉相承的。而上半年行为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作品当属行为经济学开山鼻祖理查德·泰勒的《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与科斯认为“经济生活中的悖论和反常现象”不过是由于具体的约束条件限制而造成的、所以重要的是研究真实世界的具体约束条件的做法不同，泰勒认为一两个悖论或许还符合科斯说的局限条件的问题，但如果有很多悖论，那可能需要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泰勒是经济学与心理学交叉领域的开疆辟土者，把经济学分析扩展到了心理学领域，当然更确切的说法或许是在经济分析中重新引入了心理学基础。在《赢者的诅咒》这本既有趣又意义深刻的书中，泰勒开启了这种新范式的大门。
实际上，对理性假设偶有的质疑，也迅速淹没在满世界使用这种简便分析方法的潮流之中。但泰勒了解芝加哥学派，知道其问题所在。并且发起冲击的方式也相当主流，有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味道，也更容易“一石激起千层浪”。例如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坚守的“理性人”假设，泰勒通过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结果表明，理性假说并不是那么可靠的。例如，当陌生人或熟人之间分配一笔财富时，例如甲乙两个人分100美元，当甲的提议被乙拒绝时两人什么都得不到，如果乙接受就按照甲的方案来分配。按照理性假设，甲可以提出99比1 的方案，因为对乙而言，1也比没有好。但是99比1的方案无一例外被拒绝了。事实上，为了“公平”起见，甲通常不会提出99比1这样的方案，而是会在60比40或者50比50这些方案中徘徊。也就是说，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证实了人们并不是完全考虑经济效率而不顾社会公平。泰勒正是通过从心理学上寻求经济学悖论的解释，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范式”----行为经济学。
泰勒的合作者卡尼曼在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得行为经济学登堂入室，成为主流的一个分支。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在卡尼曼以及同时获奖的弗农·史密斯工作的基础上，更深入一步，试图在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基础上再往前推进，进入到决策心理的生理学基础。当然这一方面得益于科学的发展，另外一方面也得益于经济学家在各自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由保罗·格林切尔等著的论文集《神经元经济学：实证与挑战》一书就是上述两方面结合的产物。格林切尔等人借助现代脑科学的发展，发现人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脑部的反应区域不同，考虑公平的决策和纯粹出于理性的决策区域也不一致，这有可能揭示人们决策的真实情况。
尽管这一方向上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但这一设想如果得到证实，那么将会重构经济学和博弈理论，由此就有可能完成鲍尔斯在其新著《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中的雄心。在萨缪尔森之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就变成了一种特例。也就是说，萨缪尔森将经济学分析的范围大大扩展了。整合了阿罗----德布鲁范式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将一般均衡作为基础，而不再是马歇尔的“剪刀模式”（马歇尔将供给与需求的分析画成简单的交叉线，形成剪刀的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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