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两地的政治动荡正在加剧。在内地，反贪打虎风暴横扫，三十一个省市区只剩下五个没有省部级高官落台，这些无虎区相信很快就会沦陷。在香港，梁振英绕过立法会委任创科顾问、批准兴建机场第三跑道，在政改风波中点燃更多火头。当局说的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做的是以法治官、行政霸权，无论内地以反贪之名行权斗之实，还是香港行政主导的恶质化，其宗旨都是要强化中共的领导，只会持续祸害中港两地。
中共自十八大后掀起反贪打虎风暴，近期更罕有地在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前后宣布查处六名副省长级高官，一改过往在大型政治会议期间全力维稳的传统，也令无虎区缩减至仅剩北京、上海、吉林、西藏和宁夏五个省市区。肃贪本应深得民心，但中共的打虎行动不只把司法机构当成执行党委指示的工具，更坚拒建立官员财产公示等廉政基本制度，结果是官不聊生、为官不为、民不受惠。
尤应关注的是，中国最高法院上周发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在评述周永康、薄熙来案件时首次提出「非组织政治活动」的概念。北京学者指，参与非组织政治活动的人，就是想通过不正常的手段谋取更高权力，如中共历史上的「高饶（高岗、饶漱石）联盟」、「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说白了，被指为参与非组织政治活动的，就是在权斗中失败的一方。
周永康被指涉嫌受贿、泄密、滥用职权等罪行，于今年一月移交司法；薄熙来被控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三大罪，于二○一三年判囚终身。但最高法院如今强调的是周、薄参与非组织政治活动的危害，无异于承认对薄熙来的审判和将来对周永康的审讯都是基于政治理由。外界更有理由相信，中纪委只是有选择地查处部份贪官，而司法机构对贪官的审判都是依据中纪委的调查结论，沦为加强党的领导的工具。
事实上，今年「两会」对党领导立法、领导依法治国的表述也都多过以往，连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也要临场添加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容。显然，自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后，党的领导的法制化已经加速，而且，这种加速同样在香港明显的表现。
三月二日，梁振英委任杨伟雄为创科顾问和行政会议成员。三月十七日，梁振英批准机场第三跑道上马。梁振英强推两大决定，时间点正是「两会」前后，恐怕不是一般的巧合，而是刻意的政治安排，是对中共部署强化党的领导的响应。梁振英在面对连任能力受质疑、家庭又出现暴力疑云时，选择铤而走险的策略，只因他明白强权特首是中共贯彻治港意志的需要，借此向北京表忠心。北京御用学者及香港亲共人士自去年起就一再营造行政主导的政制是《基本法》规定的舆论，这与特首参选人要爱国爱港是《基本法》规定一样，纯属无中生有。不只《基本法》没有行政主导的字眼，连起草委员会主委姬鹏飞在向全国人大作立法说明时也没有提及这四个字。但在中共对「一国两制」的阐释转向一国主导后，行政主导也重新被摆上重要位置，一如港澳办前副主任陈佐洱所言：「只有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才能做到《基本法》规定的行政长官对中央负责。无论是立法主导还是三权分立的制度，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梁振英的行政霸权，是对依法行政的背叛与挑战。但中共口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无非是要为巩固权斗成果寻找保障及道义高地，是要把加强党的领导法制化，因此只会纵容梁振英以行政凌驾立法、司法。由此可见，真正的普选对维护香港民主、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何等必要；由此可见，反对行政霸权在争取真普选的道路上是何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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