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中发表“秘密报告”，对前领导人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赫鲁晓夫在此后的苏共内部权力斗争中，得益于朱可夫元帅的大力支持，将马林科夫等反对者悉数逮捕。文革爆发后次年初，《人民日报》《红旗》便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当时毛刘矛盾已经公开化，但同样是元帅的贺龙并没有和刘少奇划清界限，这一举动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担忧，由此为贺龙悲剧式结局埋下伏笔。
1961年3月，贺龙与薛明在普陀山合影
作家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对于贺龙惨死的过程有详细描述，在他看来“建国以后，贺龙小心谨慎，很注意迎合上意（如庐山会议），对毛泽东没有不忠的表现。但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提醒了毛泽东，必须除掉贺龙，防止一场新的南昌起义。”然而在“倒贺”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巧妙地当面保了贺龙，曾使“天真”的贺龙激动不已，其夫人薛明至今对毛感恩戴德，认为是林彪害死了贺龙。
林彪“五·一八”讲话讲了半天政变，总要被现实生活印证一下，才显得不是无的放矢，不是危言耸听。于是，林彪和叶群开始算计贺龙。林彪知道，算计贺龙是符合毛主席心目中的革命大方向的。
那是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赶下台，撤销了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为争取和苏联缓和关系，这年十月革命节，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伍修权、刘晓、乔冠华为团员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并同苏联新领导人探讨改善两国两党关系的可能性。
在11月7日阅兵之后的国庆宴会上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贺龙元帅正同崔可夫元帅交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不要让任何毛泽东、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赶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解。”贺龙听完翻译，敛容变色，当场提出抗议。马利诺夫斯基讪讪而去。贺龙当即找到周恩来总理，报告这一严重事件。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米高扬指出：“这是严重的挑衅。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了解情况以后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今天喝多了，是酒后失言。”他代表苏联党和政府表示道歉。
周恩来、贺龙率代表团于11月13日返回北京。在首都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一大批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在常委会上向毛泽东和常委们如实报告了宴会上发生的挑衅事件，以及代表团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处理虽然表示满意，但心底留下一个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他做出判断：在中国党内如发生推翻他的政变，是可以得到苏联支持的，苏联支持的第一个对象原来是贺龙，而贺龙是周恩来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是周恩来使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全国大混乱是形势下艰难地维持运转，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是周恩来使中国政府在世界面前保持了稳定、完整的形象，并打开了外交的新局面，与美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人望维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党内和党外、干部和人民，惧怕毛泽东，爱戴周恩来；是周恩来所代表的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寄托着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寄托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希望。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强化党的系统，弱化政府系统，在强化党的系统推行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过程中与他的主要助手刘少奇、邓小平发生分歧，在周恩来不厌其烦地检讨“反冒进”的错误的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冒进”路线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异议；在毛泽东决心将自己多年培植起来的嫡系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他的新的支持者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又没有治国安民能力的时候，他只能依靠周恩来支撑住国家局面，使江、林集团有一个稳固的地盘大闹天宫，与刘邓司令部作战。所有这一切说明，毛泽东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离不开周恩来的合作与支持。毛泽东愈要依靠周恩来，也就愈要防范周恩来。
毛泽东和林彪认为，刘邓是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的，有能力发动军事政变的是周恩来。马利诺夫斯基游说贺龙使毛泽东和林彪念念不忘。周恩来在贺龙的心目中有极高的信仰，他们肝胆相照的友谊已经持续了四十年。周恩来如果来个新版的“南昌起义”，贺龙、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五位元帅会跟着走。
徐向前对西路军问题心怀怨恨，也会跟着走，叶剑英是参谋长出身，没有自己的山头，他在长征中毛泽东与张国焘分裂时，投了毛泽东的票，如今毛泽东如果跟周恩来摊牌，他很有可能投周恩来的票。自己在红一方面军的两大支柱之一----彭德怀元帅被打倒了，他要站出来也会支持周恩来。罗荣桓元帅过早地去世了，这样一算，在世的九个元帅，有八个会跟周恩来走，毛泽东无论如何难以抗衡这一巨大的军事、政治势力。将军们跟着走的会更多，党政干部、知识界会出现闻风景从的局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最危险、最可虑、最担心的。
当然，周恩来从历史上一贯忍辱负重，没有争夺领袖的野心，他不会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异军突起，加重中国的政治危机。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根据多年对周恩来的了解，有相当的把握，正因为如此，他才敢把相当多的党政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毛泽东是法家的崇信者，把韩非子的“自恃勿恃人”，“恃术不恃信”（《外右下》）作为巩固君权，驾驭臣下的基本原则，他要谨防万一。这就是毛泽东把基点放在从根本上破坏发生新版的“南昌起义”的任何可能性上，而不是放在相信周恩来的忠诚上。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毛泽东复杂的心理背景下，贺龙元帅的厄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南昌起义的诸帅中，别人或转到了政府部门，或政治上受过伤已退出第一线。如朱德、陈毅都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做过检讨，刘伯承经过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已一蹶不振，只有贺龙，在政治上没有伤痕，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共掌兵权，成为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但罗瑞卿对林彪说：“毛主席看你身体不好，要贺老总多多管一些军队工作”时，林彪说：“我们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
南昌起义时。贺龙是军长，总指挥，林彪才是个连长。林彪与自己的老长官共事，虽然自己更受毛的宠幸，但总觉得如锋芒在背，坐卧不安。贺龙还兼任彭德怀专案组组长，这个组长虽非要职，但代表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在毛林看来也是“闹事”的资本；而且贺龙有自己的亲信将领和亲信部队。不管贺龙有没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必须先褫夺他的军权，把他打倒（可以制造任何理由），这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步骤”中是秘而不宣的关键性的一步。把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先放倒，新版的“南昌起义”就搞不起来了。
倒贺的借口终于找到了。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发表讲话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从此，“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在北京市各个学校、各个机关，在街头巷尾，辗转传抄，“二月兵变”的主角就是贺龙，闹得风雨满城。
八月，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受林彪指使写了诬陷贺龙的材料，说贺龙要在空军和海军夺权。
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把贺龙召到他的新住所游泳池谈话。毛泽东把吴法宪等人的揭发信给贺龙看了，然后宽慰地说：“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并说：“我当你的保皇派。”19日，毛又找贺谈了一次，开门见山地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毛泽东当面保了贺龙曾使贺龙激动不已，贺龙的夫人薛明至今对毛感恩戴德，认为是林彪害死了贺龙。
检验毛泽东保一个人是真是假？有两种办法。一是看毛泽东的谈话是否印成中央文件正式传达下去，如传，是真的；不印不传，是假的。再一个检验的办法，是看毛对诬告材料的态度。如真保贺龙，就会对吴法宪等人的诬告材料采取严厉态度。如1967年8月7日王力在外事口鼓动打倒陈毅，夺外交大权，毛泽东在王力的讲话记录稿批上一句：“大、大、大毒草。”王力就被踢出了中央文革，进了监狱，陈毅就保住了。吴法宪第一次诬陷彭德怀，第二次诬陷罗瑞卿，第三次诬陷贺龙，其人可恶，其心可诛。以毛泽东的睿智对吴法宪当能看透，但他对吴法宪没有任何责备，这就说明他保贺是假的。其目的在于稳住贺龙，弱化贺龙斗争反抗的决心（如果贺龙准备有所行动的话），抱着“毛主席会给我做主”的幻想，一步步进入牢笼。
在1966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在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江青突然出语惊人：“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了？我有大堆的资料，非常确凿的，他是个大坏蛋！他要搞军事政变。要把贺龙端出了。你们不敢，我去触动他！我什么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她这个文不对题的发言使与会者大惊。
毛泽东说：“此事现在不议。”
江青以爱妃兼爱卿的身份，半滇半恼地说：“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宣布散会。
1966年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到清华大学，专门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们可要触动他啦！”不久又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一般认为，江青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动贺龙，光有林彪，分量是不够的，江青在清华表态后，贺龙的家就被抄了。
到了1967年2月，李作鹏接见为查清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问题的装甲兵两个干部。装甲兵干部问道：“传单说许光达是贺龙兵变中的参谋长，这是事实吗？”
李作鹏答：“有那么回事，总参谋长，是事实。”
又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
李答：“去年二月兵变，贺龙要×军（贺龙的老部队）调北京来，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龙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
至此，“二月兵变”就由空穴来风变成全须全尾的事实了。
说二月兵变是空穴来风，这个“穴”需要介绍一下。1966年二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便派人到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后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派人先到大兴、房山、丰台等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学校大学生下去“四清”，有空房。卫戍区干部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联系。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供部队暂住。但是卫戍区一位领导知道后，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适宜，决定不住学校。那个团组建以后，住到了郊区一个靶场。1966年7月，北京大学团委一个干部见“五？二五”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出尽了风头，遂捕风捉影地贴出了《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那时邓小平还没有倒，他亲自到北大、人大做工作，说“没有二月兵变”。但林彪、江青再加上康生，存心要把水搅混，大肆演绎“二月兵变”，先把贺龙放倒再说。
贺龙被抄家以后，周恩来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暂住。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与贺龙正式谈话一次。为解除毛泽东的疑心，他约江青参加；为防止江青造谣生事，他又约李富春陪他谈。到时候，李富春来了，江青没有来。她组织红卫兵把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高呼“打倒贺龙！”的口号。在这样的气氛中，周恩来很为难地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又说：“毛主席和你谈过话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
1967年1月19日凌晨三点，周恩来派杨德中把贺龙夫妇送到西郊云岗半山坡。周恩来精心安排，像在上海搞地下工作那样，中间还还换一次车，以甩掉跟踪者。他把贺龙藏起来，过了几个月的平静生活。
7月9日，叶群在中央碰头会利用武汉二十中学教师晏章炎的诬告信，说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这件事的真相是1933年12月贺龙在众多指战员面前，杀了前来策反的国民党政客熊贡卿。当时就报告了中共中央。这段本是清楚的历史又被搅浑了。叶群代表林彪，建议立案审查，9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贺龙专案组，专案组组长是康生。
专案组找到了1934年3月17日写，4月18日送到中共中央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件》，内称：
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认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作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夏曦、贺龙、关向应
（1934年）3月17日
这样有力的证据，专案组隐匿不报，另找一些人，大搞逼供信，为贺龙罗织罪名。
10月，周恩来冲破重重阻力，又两次派杨德中来看望贺龙。杨德中说：“贺龙总，今年缺煤，总理想到山区冷得早，怕你感冒，要我来告诉他们提前为你烧暖气。”
从1968年6月14日开始，贺龙由中央办公厅管理保护的对象，改为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的监护对象，处境迅速恶化。这是因为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对贺龙进行专案审查。到这年秋凉以后，不仅不给烧暖气，竟收走了床上的被褥枕头；借口供水困难，连续四十五天，限制用水，每天只给一壶，不洗脸，不漱口，保证贺龙饮用。贺龙患有糖尿病，限制饮水等于慢性杀害他。为了能够喝上水，赶上雨天，他们就把洗脸盆、洗衣盆都摆在屋檐下接雨水。一次接满一大盆，贺龙与薛明去抬这盆水，七十一岁的元帅又重病在身，他气力不支摔倒了，扭伤腰胯，十八天坐在椅子上不能动弹。
根据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黄永胜的授意，贺龙专案组从天津某医院挑选了一个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无限忠诚”的护士，来给贺龙当医生，他一到就收缴了薛明从家中带来的给贺龙治疗糖尿病、心脏病会神经衰弱的药品三十七种计三千多片、用药由他另开，但他连降压灵也不给，实际上中断了治疗。使贺龙的健康迅速恶化。
专案组来提审贺龙，追问：“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找你谈判，参加谈判的都是谁？达成了什么协议？”
贺胡子气得胡子乱颤：“见他妈的鬼，人都叫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专案组给留下纸，叫他写交代材料，他只写两个大字“冤枉！”
元帅近乎精神崩溃了，大声喊叫：“想整死我，想拖死我，杀人不见血哟！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办？”
就在这天夜里，元帅翘首望天。“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呀……”一个低沉的男中音唱的这首《洪湖赤卫队》主题歌由远而近。贺龙一阵激动，真像在敌人的营垒里接到了前来接头的地下党的暗号一样。后来又明白过来，自己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不是在敌人的监狱里。“这他妈的算什么事？共产党的监狱关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解放军部队看押解放军的元帅。”他断定唱歌的人是看押部队的战士，这说明人民、战士，没有忘记贺胡子，给了他活下去斗争下去的勇气。
贺龙很想见一见唱歌的人。
上级指示看押部队严厉追查唱歌的人。因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故。
连长管东春找到了在贺龙囚室门外站固定哨的战士宋根立，问道：“上岗时听到有人唱《洪湖水》了吗？”
宋根立答：“听到了。”
“是谁唱的，你看到了吗？”指导员问。
“可不许乱讲。”连长补充道：“看清楚就说看清楚了，没看清楚就说没看清楚，这可不是小事情，你明白吗？”
宋根立很机灵，答道：“我听到有人唱了，好像在东南墙角，我过去看，没发现人；这时，又听到北边墙角有人唱，我又转回来，还是没有看见人，又不能走远去找。”
“贺龙听到了吗？”
“我看他扒在小窗上，认真地听。”
后来传下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的命令：“查不清楚就别查了。”
等风波过去，专案组不查了，宋根立才悄悄告诉连长，唱歌的是咱们副连长孙旺。
连长正色道：“小兔崽子，不许再提这件事。”
孙旺是河南襄阳人，父亲是军区副参谋长。连长怕他再出乱子，找他谈了一次话。
连长说：“你小子想蹲监狱了是不是？也光荣光荣。”
孙旺说：“我父亲是他的老部下。父亲说，他一家人不但冒死投靠了共产党，还背负着家乡父老的重托，带着数千名家乡子弟兵投奔了红军。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党，他的姐姐被敌人俘虏后，用集束手榴弹放在两腿中间，人全炸飞了，连尸首都根本没法收。贺家宗族，死了不下几十口。到全国解放，他所带领的将士，活下来的不过百分之几，现在说他是大军阀、大土匪，关押批斗，侮辱，人心能服吗？连长啊连长，这世上还有天理吗？”孙旺的一对不大的眼睛像是要喷火，瞪着连长。
连长说：“你是个党员，又是副连长，你老子是高级干部。这时候我们下级干部能说什么！不理解，但是你得执行。人心是秤杆，让后人去评论吧！”
不久，专案组认为这支部队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不忠”，把他们撤了。换了一拨“忠”的来。贺龙的处境愈来愈坏了。
贺龙望穿秋水，希望周恩来能在秋后派人来接他。白天听见汽车喇叭声，他说：“总理派车来了。”晚上看见远处路灯摇曳，他说：“那是总理派来的汽车的车灯，你看愈来愈近了。”夫人薛明抬头望去，知道这是年迈的丈夫的幻觉，但不忍把事情说破，让他多存几秒钟的幻想，就是几秒钟慰籍呀！贺龙终于作出结论：“如果总理不派人来，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
1969年6月8日早晨，贺龙连续呕吐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这是糖尿病酸中毒的现象。直到晚上八点才来了两个医生，说是肠胃炎，治疗方案是输葡萄糖液，吊上瓶子就走了。这一切都是在专案人员监视下进行的。整整输了一夜，输入葡萄糖二千毫升，血糖高达一千七百度。这不是庸医造成的医疗事故，是在“医疗为专案服务”的原则下，给患者输入足以致人死命的大量葡萄糖液。6月9日上午八点五十五分，贺龙被送入三○一医院第十四病室，住院簿上患者姓名是王玉。下午三点零九分，这位英雄一世、叱咤风云的元帅与世长辞。
在文化大革命中，根据毛泽东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贺龙是被害死的第一个元帅。建国以后，贺龙小心谨慎，很注意迎合上意（如庐山会议），对毛泽东没有不忠的表现。但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提醒了毛泽东，必须除掉贺龙，防止一场新的南昌起义。毛泽东有点像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但他唱的是红脸，当面说要保贺龙，背后纵容林彪一伙夏收，置贺龙于死地。贺龙没有反毛，这一点毛心里清楚；先害死再平反，这也是他的“战略部署”。
周恩来一生有很多遗憾，但他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有保住贺龙，而逮捕贺龙的命令竟是在毛泽东的威逼下由他签署的。所以在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六周年之际，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他以憔悴疲惫的重病之身，向他的老战友贺龙元帅的遗像一连鞠了六个躬，使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因贺龙案受株连的干部就是原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他是谣传中“二月政变”的“总参谋长”。从1967年8月至1969年，在长达十八个月的时间里，许光达受审四百一十六次，多次遭到严刑拷打。直至他含冤离开人世以前，还被专案人员从病床上拖下来“请罪”。他患癌症得不到治疗，于1969年6月6日惨死在马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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