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学术水平代表了一国对人类、对世界认知的能力，代表了一国最高的智力。学术真的是太重要了，中国人需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国与世界还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在西域学方面，中国与世界最高水平还差很远。西域在中国，西域学却在西方和日本，这是中国人应该知耻的地方。
西域在中国
中国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在西域学方面的学术研究为什么落后世界很多年？面对这一问题，王芳非、邵立两先生在永中之家撰文详谈了中国在西域学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西域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值得一读。
虽然愤怒，但沈卫荣不得不承认，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忽视不是毫无根据。
作为国际上热门的研究学科，藏学在中国也拥有三千多名的研究者。并且在每三四年举办一次的国际藏学大会上，中国都会从报名的四五百人中选出七八十人参加。
“中国派出去的七八十人，都无法跟国外学者在同一起跑在线进行讨论”。研究汉藏佛教的沈卫荣把这句话重复了两次。据沈介绍，这些人中的大部份开会只会在会场里面转来转去，一句话也听不懂，甚至被人认为是特务。
根据多伦多大学学者，佛学大师谈锡永的学生邵颂雄教授的回忆，他所参加的一次藏学大会上，虽然有内地学者发表报告，但是人数却远不及欧美学者。
“研究藏学这3000人里面真正优秀的可能不到十份之一。”沈卫荣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与世界主流有一定差距。“我曾经在德国讲过历史课，讲完之后，就有学生来跟我说，我们所了解的历史跟你完全不一样。”沈卫荣说。
在西方，一切对历史的研究都是从研究文献开始，而中国人则缺少这种培训。中国人在讲述历史时喜欢把历史事件在时间表上像通讯报导一样罗列出来，然后再去分析它的原因影响。沈卫荣说这种做法很“小儿科”。
更重要的是，很多中国学者不懂文献上的各种古文字，缺少了研究文献的基本技能。
“例如粟特文，只有英国有人懂，日本有人懂，中国一个都没有。”沈卫荣说。
粟特是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在漫长的中世纪，扮演着东西国际经济转贩的角色。但是从唐代开始，就被其它民族同化，而其文字也失传于世。
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所教授荣新江介绍，对于粟特文，全中国只有北京大学的段晴教授懂一点，但由于非科班出身，要读懂粟特文献，还是有一定难度。
拥有同样命运的还有吐火罗文。作为原始印欧语言中的一种独立语言的吐火罗语，曾在公元后第一个千纪的后半期流行于塔里木河流域（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中南部）。但是，它与现代语言的勘对工作是两个德国人完成的，直到现在中国也只有90多岁的季羡林先生懂。
另外像梵文只有北大有些学者会；至于西夏文，全世界会的都不到10人，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
沈卫荣的同事，研究蒙古学的乌云毕力格认为，中国学者现在对古代语言的了解，实质大不如前。
他在内蒙古大学的硕士导师，是蒙元史领域泰斗亦邻真先生，通晓藏语、蒙语、波斯语和突厥语，说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和汉语，而且能用英文写作，看懂俄文的《资本论》，可以说是记忆超群。
乌云认为，懂得多种语言是亦先生成为学术大家的首要条件。而他的语言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一直为乌云所推崇。
蒙元史另一位大家，南京大学的韩儒林老先生也曾提出过“两根拐杖说”，即要将古汉语与外语相结合起来，对不同语言的历史文献进行研究。
只是在当今中国学界，学者们似乎更愿意只利用翻译的汉文文献进行研究。
“学科领域里很多人不想下更大的工夫。民族史的领域里头，一旦放弃语言这个东西，一条腿就没了，就跑不快。” 乌云教授表示。乌云毕力格自身懂蒙语、汉语、藏语、德语、英语、满语和日语等7门语言。
“就像挪威那样的小国，他们的中学生就英、法、德等语言都会，而且掌握程度都像母语一样。以至于第二天问他们前天晚上看了哪国的电影，他们都记不得。”荣新江说，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历史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课程表中，却很少能发现这种语言的课程。
另一方面，在研究学术的资源方面中国也望尘莫及。
“在京都大学的图书馆没有你借不到的书。”沈卫荣说。100多年来，京都大学的藏书一直没断过，即使是战争期间也是如此。
“德国的资料很集中。1962年在波恩大学建立语言研究所，那时的数据就已经是影印出版的，而中国在90年代才引入影印出版。之前的铅字出版的资料就完全看不到原始文献是写在什么样的纸张上，周围有什么样的注释。”乌云是这样比较国内外数据体系的。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排名会在香港的大学之后？香港的大学多有钱买书啊。而且有意识地买书。”荣新江说。他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待过很长时间。
对于语言学研究的必要数据，《伦敦大学亚非学学报》，中文大学从19世纪创刊号开始便一直收藏。而国内藏书最丰富的北大图书馆，也因为文革的动乱而中断购买很多年。
在欧美，图书馆早已联网，德国的图书馆在1994年的时候已经可以跨国家借书，而中国的档案和善本是在95年以后才陆续开放。
“我很少去人大的图书馆借书，因为我知道找不到我想要的。”沈卫荣说。
当然，在近代，西方人拿走的大量文献和文物，也让中国学者在研究时遭遇制肘。
其实对于西域地区的历史语言，中国古代就有“西北舆地之学”的研究。在近代，也曾出现陈寅恪、王国维等大师。然而，20世纪的动荡与贫穷让中国的学术研究总体进步迟缓。
与此相反，在20世纪初，以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学者伯希和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频频考察中国西部，并带走了数以万计的文物和文献。经过近百年的积累，西方学者在西域学的领先优势越来越明显。西域在中国，西域学在西方和日本，成为了一个令人无奈的事实。
2005年9月20日，党中央接到了一份关于西域学现状的报告。这份报告的提交人是两位重量级学者：冯其庸和季羡林。他们在报告中提到，对于历史上，西域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物和文献。只不过，“这些珍贵的资料大部份在外国人手里，其解释权也由他们掌握主导”。
在这份报告后面，有一份5页的附录迄今未能公开，上面罗列了中外学者在西域各门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实力状况对比。撰写这份附录的，正是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
“要在研究和国际上拼，你就得懂这种语言。这些死语言很多都是印欧语系的。而且西方人早就把很多数据掠走了。他们读起来比我们早，而且有训练的传统。” 荣新江教授说。
早在19世纪，西方人就开始研究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古梵文，当接触到新疆的东西时，他们很容易进入。
“东西出在我们这里，最好的人（学者）却在国外，那是爱国的老先生们最耿耿于怀的。”荣新江教授说。
但中国还是有一方面的研究优势。
很多关于西域的史料都封存在国家档案馆里。近年来随着档案的解密，学术研究有了很多的新发现和新领域。
乌云教授介绍，随着明代兵部档案的解密，清朝满文和蒙古文文献的浮出水面，明末清初的蒙古史有了大量的材料，成为了史学的一个热点。另一方面，近代的蒙古史的材料也逐渐被解冻。
而在佛学界，沈卫荣发现汉藏佛学教法与经典的比较研究是中国学者取得领先地位的突破口。西方的佛学研究，一直把东亚地区的佛教（如中国、韩国、日本等）与印藏佛教划分为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而汉藏佛学研究这一课题，在西方学术研究中，暂时仍几近空白。
“在这方面，华人其实有我们的先天优势。若能加以适当培训及发展，当不难看到华人的佛学研究能于国际学术舞台上别树一帜、举足轻重，有利于开拓佛学研究范围的视野而做出我们的贡献。”一直在海外研究的邵颂雄说。
西域学：“大国学”设想下的为国争光之学
在冯其庸先生的构想里，有一个大国学的概念。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中国不仅仅只有汉族的文化才是其代表。只推崇四书五经，不符合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定位，也容易引起民族主义的猜想。
他在交给党中央的信里也有提到，在西域的这些古文献资料里,“不仅包含着当时的民族风情，而且反映着西部不少少数民族政权的内附关系，以至于汉政权行政机构的设施等等”。“我们建议急需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研究机构，培养专业人才，并收集国内极少数的几位专家一起来带研究生；二是向国外派留学生，不仅学习这些古文字，而且可以在国外搜集原始数据。藉这些数据，一是可以向兄弟民族做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二是万一有国际争端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利用这些数据，解释这些数据。”冯、季两位老先生在报告中指出。
“老先生辈的人就明白这件事，中国发展到这个地步，就应该有人钻历史语言研究的牛角尖。应该国家投入，要培养这样的人才。” 荣新江教授说。
但关于西域研究究竟是不是国学的一部份，应不应该成为国学院里的一个机构，却一直存在争议。
国学院攻读硕士励轩认为，在学术界，甚至在国学院内，西域学归属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人们观念上的国学，通常都是指经史子集里面传统儒家的内容，与西域似乎没有什么联系。
“国学院有很多老师其实也有反对意见，甚至还很反感。认为西域研究一枝独秀，把所谓的正统研究的风头给打下去了。当时还是很生气的。”沈卫荣弄了弄右手腕上的金属表带。
而据国学院2005级学生顾家宁介绍，几乎每一节课的老师都会给他们讲不同版本国学的定义，同样也是各自将国学的重点定义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内。
“国学还是主要侧重在文史哲这一块吧，西域研究当然可以成为国学院的特色存在。不过要是单纯把重点放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太偏了一点。”喜欢中国哲学的顾家宁说。
“我并不赞同对学术研究范围予以硬性的定义。不同学者，在其专注的研究中，自有其对该领域的广狭之表达。但这不应由一人或一组人来作硬性的定义，否则即对学者研究的创意、深度与广博，构成范限。”邵颂雄并不赞同对国学划定范围一事。
“和田文在敦煌出了一大堆，你说敦煌不是中国的？中国出的东西没有人认识，光搞四书五经怎么能行呢？冯先生的脑子里是这样一个大国学。”荣新江介绍说，在古中原地区发现的很多金银器，都是粟特人带来的，都打着粟特文。
“现在我们都是请西方学者来解读，没有人认识。在整个国家的文化上你就落后人家一步了。”荣说，西方国家很重视这样钻牛角尖的人，因为他们代表国家文化的最高点。
“像伦敦大学，哈佛大学，他们每年用很多钱作为经费，给这些研究西域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在，就代表了一个大学甚至一个国家的学术地位。”荣新江说到这里时，明显地提高了语速。“伯希和一生主要研究中国西域的语言和历史，可他是西方学界公认的汉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主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可他们众望所归地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由此看来，中西皆以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为汉学、国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 沈曾经在一篇发表在《文景》上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藏学领域，有些西方学者把汉藏完全地割裂开来。他们大都只精通印藏佛学，把西藏看成是一个精神的圣地，认为汉人在破坏西藏的文化的纯净，压迫藏民。
而从事汉藏佛学关系研究的沈卫荣，却理直气壮地认为，汉藏佛教之间早已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国作为佛教最兴盛的国家，应该是跟藏传佛教联系密切。
“国家现在用经济和政治的手段来把西藏紧紧拉在祖国这一边。但没有精神上的亲和关系，还是会有离心离德的可能。”沈卫荣说。
所以只有在文化上证明西藏和中国其它地区之间的亲和关系，证明汉文化和藏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够维护祖国的统一。
但他同时反对纯粹为了证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而进行的所谓“研究”，觉得那是十分庸俗的，他相信，扎实的学术研究对解决问题更有帮助，而且影响持续更深远。
乌云毕力格教授介绍，建立西域语言文化研究所，便是要研究除汉族以外中国境内其它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所从事的蒙古学研究，在亚洲学里，并不属于显学，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至关重要。
在蒙古人称霸欧亚大陆，被乌云教授称为“蒙古世纪”的13世纪，是中国领土形成最关键的时刻。汉唐对西域的统治比较间接，元朝则把整个西域、西藏、台湾都拉到中国的版图里面。
“如果没有元朝，中国领土到底多大？甚至世界地图的绘制应该是怎么的画法，现在大不一样了。”说到这里，乌云毕力格教授，高鼻子、小眼睛，典型的蒙古族人，会不自觉地目光锁定在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上，彷佛沉浸在蒙古骑兵在广阔的领土上横扫千军的威势之中。
“虽然学者没有很强烈的国籍意识，但中国毕竟是一个传统很强的国家。”自认是很国际化的荣新江教授说。
“我们还是要为国争光，愿意中国人能学到最高水平的学问。”荣扬起了握拳的右手。历史语言研究：西域研究的新平台
2005年9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到冯其庸和季羡林的报告后做出批示，要求财政部和教育部全力支持西域研究所的建立。
由此西域研究所便获得了国家拨款的第一批1000万的研究资金。而中国现在对国家级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的每年的资助为2000万元。
2005年，在去罗布泊的考察路途中，荣新江发现冯其庸在不断念叨着西域研究所，需要一个有实力的学者主持。
荣想到了国际学术会议上，爱用英文德文流利提问的沈卫荣。他留意到，沈卫荣近年来，在德国、美国和日本频频发表论文，而且还有意向回国发展。
“我觉得他非常有前瞻性。国学院招兵买马的时候，需要找一个西域所的头儿，要有学术地位，又有后劲，可以到学校连篇累牍地出东西。”荣新江谈到沈卫荣正在做的西夏黑水城的研究项目时说道。
“沈教授不但精于藏文，擅于汉藏历史，而且亦有大学者的胸襟。”邵颂雄同样也很欣赏沈卫荣。
荣新江翻找出了某次会议的名单，上面印着沈卫荣的电子邮箱地址。
10月中旬，在日本待了三年的沈卫荣正考虑是否该回北美跟妻儿团聚，却接到了荣新江教授的电子邮件。
在这封邮件里，荣教授自称生平第一次，破例为冯其庸先生当说客。
“当时很感动，在国外居然这么多年了，还有人能想起我。”沈卫荣说。
“以前我都是替人家干活，到了这个年纪也差不多了，应该自己做些事情。”在得知冯其庸希望自己能够主办一个西域学的专业时，沈卫荣用连续两个“非常”来表达自己的愿意。
仅仅半个月后，沈卫荣回到了阔别16年的中国，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签订了合同—用他的话来说便是出于“西域胡人的干脆”。
他原本希望能得到同年纪的中国教授同等待遇就够了，但却成为了媒体上宣传的“第一位高薪聘请的海外教授”。
“我在这里可以教学生、建图书馆、自己出书，而这些是我在国外无法办到的。”尽管年薪从在日本的54万人民币缩水到了20万，但他还是觉得待遇已经比想象中好。
他联系上曾同在波恩大学读博士的同学乌云毕力格教授，两人一拍即合。
“选择来人大国学院是因为刚刚成立，觉得很多东西比较好做一点。老地方要改变一些东西是不太容易。”乌云教授如是说。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走两人导师和欧洲汉学所走的路子。所以，他们把这个研究所的名字改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已开设了藏语和满语的课。2007年的秋季学期，硕士生宋瞳每个星期四晚都要到人民大学的明德主楼去听乌云教授的满语课。这门课只有10个人选修，但也有一两个有兴趣来旁听的学生。
作为一种快死的语言，乌云教授并不主张让大家学会说满语，但研究生们至少要看懂文献。宋瞳说，教授会不时查看他们的笔记。
“因为满文的笔划特别难辨。但是老师他就那么看一眼，就能知道你哪里少写或多写了一笔。他读满文就跟我们读中文一样。”宋瞳很敬佩乌云教授对满文的精通。
此前，王炳华、毕波和孟宪实等有实力的学者已纷纷加盟西域所，德国科学院教授Peter Zieme先生也已经答应来国学院开设回鹘文课程。但沈卫荣还希望能够招募懂梵文和懂西夏文的学者。
西域研究所正在人民大学人文楼7层建立专门的数据室。40平方米的屋子里，整整两面墙的书架上目前摆放的是亦邻真教授生前30多箱藏书和乌云毕力格教授自己的藏书。
亦邻真教授的遗照摆放在资料室入门处的大书柜上，凝视着往来的一切。书柜里摆放着“马恩列斯毛”的全集，还有大量蒙古史、突厥史、藏史等有关学术资料。
“我的书比我老师的书还多。”乌云教授裂开嘴笑了笑，唇上的胡须变成了“一”字。他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大堆书，上面满是蒙文、藏文、俄文、日文、英文和德文的书，还没来得及整理。
实际上，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另一个角落，国学院的资料室里的9000多册藏书中，关于西域的书占据了16个书架中的14个。
“当然这一些还不够。”沈卫荣瞄了瞄书架里排满的一册册印刷精美的外文书说。每次他回去探望妻儿，都要在亚马逊网站上订好需要的书籍，然后用旅行箱千里迢迢地运回中国。他希望学生能够多读国外的书籍，拓宽自己的国际视野，了解国外做学问的方法。
而在民间，也出现了对西域研究所，尤其是对佛教研究的资助。
沈卫荣介绍，香港地产大亨李兆基支持的慈氏基金会为国学院捐出了一个佛教图书馆。不久的将来，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还有一些只能在香港买到的佛经都会出现在国学院数据室里。这些资料在大陆难得一见。
另外一位主导为国学院捐款的，是享誉海外佛学界的学者谈锡永。
谈锡永主要研究藏传佛教的宁玛派，并得到密宗的承认，获得了上师称号。
1998年，沈卫荣在赴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举行的国际藏学会议时，在机场等候公共汽车往大学时，偶然机会下结识了当时也在候车的邵颂雄，进而认识了他的师父，谈锡永上师。邵颂雄称，谈上师很欣赏沈卫荣的“治学之孜孜不倦，以及对学术研究的广阔视野”。
受沈卫荣邀请，谈锡永在2007年9月，来到了人民大学为国学院作讲座。
在谈锡永为国学院的学生讲完课以后，不少学生在之后几天还到谈上师的旅馆进行三次座谈，而且亦提出很多深刻的问题，甚为踊跃。
“谈上师从来没从其它地方的学生身上，看见这样对佛学有深度而认真的态度。他深深为人大国学院学生的热情所感动。”邵颂雄说。
谈锡永开始在海外呼吁筹募汉藏佛学研究基金，以支持西域所的佛学研究，并援助国学院学生和其它在北京研究佛教的学生到国外留学。基金会的主席由有著名“报业女皇”之称的胡仙女士担任。
这份基金的计划书还提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学者将被邀请到人民大学讲学。谈锡永上师更是以客座教授的身份亲自讲授佛教课程。
目前，谈锡永通过基金会和私人关系，已经在香港和加拿大筹得了500万元的捐款。
“我希望以后能通过努力拉到更多的社会资助。”沈卫荣说。
西域研究所：充满希望的蹒跚起步
正在逐步走上正轨的西域所面对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不仅仅是在学术上面。
“国内的本科生教育非常糟糕。”沈卫荣教授毫不讳言地说。
“不只是南京大学是这样，全国的大学都是这样。”他曾经因为在文章中提及了这点，而遭到母校南京大学的不少校友的批评，最后得到那些人这样的响应。
他认为，与西方的精英式教育比较，中国还是有一定差距。例如在国外是超过25人便不能上课，而中国的大学课程规定则是少于几十个人便不能开。
另一方面，在国内学术论文的评审体制上，乌云毕力格和沈卫荣都感到国内外之间存在着差异。
“中国鼓励年轻人写文章完全是一种误导。在德国，学校根本不鼓励学生发表学术文章。他们觉得学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应该是自己的博士论文。因为博士论文就是表示学生的独立，以后可以自己做研究，自己发表文章。”沈卫荣根据自己在国外留学的经验说。
“要做论文，必须看前人的研究文章，看原始材料，你才能发现哪些事情是你感兴趣的。哪些人家还没研究透，并且你有一定的技能，例如学会一门语言，这样才可以去研究问题。做学问至少要知道它的前因后果，但现在中国人写文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能这个题目前人早就做了他们又不知道，只知道是个新东西拿来就瞎写，这种文章就是个垃圾。”沈卫荣极力提倡在中国建立起来这样一种学术规范。乌云教授则认为，出现论文垃圾的重要原因是量化学术论文。
“人文社会科学和理工科是不一样的，不能量化，一量化就完蛋了。我们经常对学生说，亦邻真先生如果在现在的体制下可能连讲师也评不上了。”乌云教授说到，他眼前的茶几上摆放着亦邻真先生的文章集，一本934页的书，这是亦先生毕生的成果。
“而现在一个人可能一年就出两三本书。”乌云教授说。
不过，据邵颂雄介绍，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评估机制。他所在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也采用了量化评比的考核体制，但是却主要是集中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
“量化评比当然提供了一个客观标准来评核学者或学生的研究工作，但同时亦可能对于某些人造成了‘重量不重质’的压力与效果。而且，若量化评比是依期刊文章来计算，亦导致学者宁写短文章而不愿著书的局面。”在邵看来，这种考核方式对于学术而言，有利也有弊。
“整个学术体制不发达，还没到那个水平。”荣新江教授说。他认为单从学术杂志水平上看，国内外差异明显。国外的杂志都是请世界最顶尖的学者来批改论文，他曾经接到过长达十几页的批改意见。
但这些困难都不是最根本的。
“中国教育与教育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沈卫荣说。
沈卫荣举出他家乡无锡的一些父母的例子：“下了血本供孩子上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考完大学之后要么升官要么发财。却没有人认识到让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人，而是变成一个机器。教育本身的目的并不是这个东西。”
比起学历，他更欣赏自己的蒙古族朋友，他们会在蒙古包里喝酒尽兴时高声朗诵自己作的诗。
“但这在我们家乡就会被认为是傻瓜。”沈卫荣说。
目前在国内，成绩最好的学生大都扎堆到商科和经济的专业里，而并不是根据自己所好。沈卫荣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学生更关注应用性强的学科，而是中国人本身学术观念的缺乏。
“一般老百姓可能会认为这个学术是可有可无的。当然现在知识分子待遇高了一点，就想做个教授也不错。不然的话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还要去研究这种东西。”这是沈卫荣对教育观念感触最深的地方。
但荣新江则认为研究这些“钻牛角尖”的东西，本身就是少众精英做的事情。在英国的大学，只有个别真正的研究学人能拿到教授职称，其余的人都只是讲师而已。而在中国，荣新江认为，有点像是“平均主义”下的“大锅饭”。
“将来中国的学术层次肯定要拉开。中国人本身不缺乏什么，只是缺乏造就人才的环境和机制。”荣新江说。沈卫荣也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们去研究才不会说只为了一个饭碗。
“不会说学了这个就可以挣钱，学了那个就可以当官。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特别喜欢现在大三、大四的那些学生，他们都是由于对国学的兴趣而从其它院转过来的。现在我们的研究就是缺少这样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人。”沈卫荣说。
2004级本科生徐畅，就是沈卫荣所提及的那些“感兴趣”的学生中的一名，她得知国学院成立的消息时，刚刚升上大二，出于对国学的兴趣，她毅然从全国顶尖的人大国际关系学院转了过来。
“或者就业，实在不行就继续读博士，以后再出来搞研究。”提起将来的路，她说到了目前的想法，学术研究在她看来是条备选道路。她同时副修了国际关系学院的第二学位。
“我们中国人多，总有几个傻冒会愿意冒出来，投进去的。”尽管承认形势严峻，但乌云毕力格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
“培养贵族要三代，培养学者至少也要三代吧，第一代苦的，第二代急功近利，第三代慢慢悠着点了，第四代就是精神贵族，我就做我喜欢的东西。”沈卫荣期待着这代精神贵族的到来。
“跟我学两年也就够了，到时跟我的德国朋友和美国朋友念博士去，以后再回来报效祖国。”沈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到国外走走。
现在，三十出头的毕波教授，与当年的沈卫荣和乌云毕力格一样，远赴英国伦敦大学，从事粟特文的学习和研究。
“如果十年以后西域所能够成为人大国学院的亮点，能够在国际上有些名气，就算成功了。”在提到未来的目标时，沈卫荣说。
“人大国学院现在才一年多的时间，就已经成长到这样的一个水平，这是很不错的。我现在感觉我当初没有找错人。”荣新江很是称赞沈卫荣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取得的成就。
“现在这代的年轻人很了不起的。他们从小就学习外语，将来语言方面的能力肯定比我们强。同时，更多的人出国学习再回来，找到了自己的兴趣之后，我认为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做这个‘苦差事’，做这方面研究为国争光。”荣对未来充满信心。
人民大学70年校庆期间，沈卫荣趁着休假，回了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家。
“我现在有空便经常回去。”对于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沈卫荣来说，做“空中飞人”已经是家常便饭。
除了见家人，他还承担帮国学院采购外文书籍的任务。
在国学院资料室的墙上，挂着冯其庸先生的题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神采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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