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顺忠看来，汪国真是个愤世嫉俗，非常愿意为现实说话的人。他觉得，那个放浪不羁的汪国真，才像一个大家级别的诗人。
2015年春节前后，媒体人朱顺忠接到一个电话，号码不认得。“是我，我就问你一句话。”
“谁啊你？”正是工作最忙的时候，朱顺忠一时间没听出那是他的朋友汪国真。“啊啊你赶紧说。”片刻他辨出了对方的声音，关系很熟，说话也就没有顾忌。
汪国真问起制造呼格吉勒图冤案的“那几个坏蛋”是否已经受到惩处。当听到否定的答复时，汪国真骂了句“我×，妈的”，再没说几句就挂了电话。
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接触。
朱顺忠在1999年偶然认识了汪国真，两人逐渐成为好朋友。那时这位诗人已经淡出公众视野，而朱顺忠称得上忠实读者。初见时他告诉汪国真，“我高中的时候，您的《年轻的潮》手抄本，我伴随着李玲玉的歌曲能把您整本书的诗背下来。”
朱顺忠报道呼格吉勒图案九年，这起冤案也成了两人间长久的话题。有时，汪国真会站在对立的角度较真，辩论如何能证明呼格吉勒图被冤枉，又如何能证明当时的专案组长冯志明一定有问题。慢慢地，朱顺忠发现，“其实汪老师也是一个会说脏话的人，而且有时候他好像脏话用起来更过瘾。”
2015年4月26日凌晨，诗人汪国真去世。“不入他们的诗眼”
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诗人欧阳江河先强调了“对事不对人”，然后说：“汪国真写的诗全是假诗，我认为最不是诗歌的东西，而他在写，这完全是对诗歌的一种毒害。”他还提到，诗人西川根本就不愿意谈论汪国真。
诗人王敖在微博上说：“在当代诗歌界，汪国真当了多年的替罪羊。他的句法，诗思的构造方式，是当时很多人共享的。贬斥他，并自以为现代的诗人，跟他主要的不同在于选取的词汇。就诗论诗，时间会缩小他们文本上的区别。”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前媒体人李旭光突发奇想，把汪国真与余秀华的诗句嫁接在一起，读上去居然毫无“违和感”。两位诗人差异极大，但在各自的年代都引发热烈关注，连引起的争论都有相似。红火过后归于平寂，几乎被公众遗忘，也许是大多数诗人的宿命。
身为八零后，李旭光在念高中时知道了汪国真，开始以为作者已经作古，后来才知道他是当代诗人。李旭光的误解并不奇怪。经历了不可思议的辉煌与失语后，汪国真在1990年代早期已逐渐离开公众的视野，成为仅存于过去的文化符号。
汪国真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以后先做工人，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1978年，他开始喜爱创作诗歌，据说受到了卢新华反思“文革”的小说《伤痕》的影响。陆续在《中国青年报》等受众为青年的报刊上发表诗歌后，1990年5月，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由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很快加印五次，印数达六十多万册。
这一年，汪国真的诗集被《新闻出版报》列入十大畅销书。他后来在自己的微博上说，“文艺类独此一本。”汪国真的微博，主要成就一栏写道，他是“中国诗歌最后一个辉煌的诗人，最熟悉的当代中国诗人、书画家”。
1991年，正值盛名的汪国真去华东师范大学讲座及签名售书，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那时，刘晓晖是该校环境科学系1990级学生，她怀着崇敬的心情去见名人，却看到名人狼狈下台。在她的印象里，1990年代初华师大中文系有一大批诗人，比较愤世，汪国真“不入他们的诗眼”。
在学生诗人们的公开批评之下，讲座最后中断，现场火药味十足，刘晓晖认为，华东师大事件应该是汪国真走下神坛的一个转折点。
数天后，上海《青年报》用一整版篇幅，刊登了那些年轻诗人的批评文章，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讨论。这些年轻人认为，生活本来冷峻而复杂，汪国真的诗歌给生活涂上了一层虚假而单一的暖色，是以取消价值判断的方式误导青年。转年，相关文章辑为《“汪国真现象”备忘录》一书，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汪国真的走红，可以说恰逢其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说，1990年代，特别是南巡讲话之后，整个文化语境都发生了变化。1980年代占据主流的是纯文学、精英文学，通俗文学一般被压住。这时候精英文学的式微和报刊的市场化也有关系。
“1980年代以北岛、崔健、海子等为象征人物的挑战主流的青年文化，在急剧的时代变动中骤然衰落，琼瑶、汪国真、席慕蓉热开始悄然兴起并弥漫在大学校园。”学者唐小兵在《青年：时代矛盾的橱窗》一文中总结，这时“中国向何处去”之类的大问题，就没那么受中国青年的关注了。
张柠认为，汪国真的诗歌通俗易懂，有自己的受众面、传播渠道，有自己的意义。汪国真的诗歌入选了多个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直到2009年，还有题为《汪国真你的名字就是一座指路的丰碑》的诗歌发表在杂志上。
“我们不能强求所有人写我们在大学讲堂里所讲的那种有深度、意象的东西。我们只能说那是无数种诗歌风格中的一种而已，不能说它就是诗的标准。”张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春光也不比秋色强”
汪国真很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即便面对批评，也惯于采用自己喜爱的诗句，显示出“清者自清”的姿态。媒体批评他的诗不如海子、顾城、舒婷等诗人，汪国真回应一句话：“秋色不如春光美，春光也不比秋色强。”这来自于他的诗歌《自爱》。有时，他面对类似的问题，会用上另一句诗：“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语焉不详的回应方式，使外界认为他缺乏社会关怀。
1993年，汪国真开始研习书法，欧阳询、王羲之、怀素一路练下来，还练习了毛体。据说，每天习一小时，他花了一年时间就拿得出手了，后来出去题了不少字。2007年，时任《新京报》记者武云溥问汪国真，他的书法作品能卖多少钱。“汪国真笑了，说：‘我记得有一幅四尺整张，标价一万八千块钱。’”武云溥写道。
除了书法，汪国真还画国画，写歌词、评论，据说给四百多首唐诗谱了曲，在北京和洛阳开设工作室。2014年，他担任了广东卫视《中国大画家》节目的主持人。也就在这一年，他知道自己患了肝癌。
“他用那么美的语言（写作），最后的结尾是一句脏话。至少我觉得，这脏话更能体现他对社会事件的强烈关注。”回想起那通匆忙的电话，朱顺忠非常遗憾，也慨叹汪国真得到的脸谱化解读，“他没有不批判现实，我们不能误解一个诗人对社会发表观点的另一种思想和看法。”
在朱顺忠看来，汪国真其实是个愤世嫉俗，非常愿意为现实说话的人。某个历史纪念日时，他说起遗忘是一种不应该犯的罪过，话说得很长。“如果把遗忘都当成习惯的话，那么这个罪过就更大。”朱顺忠还记得那个场景，他突然觉得，那个放浪不羁的汪国真，才像一个大家级别的诗人。朱顺忠在南京工作时，一次汪国真从外地来看他。是个夏天，他们戴着十几块钱的墨镜，坐在新街口某个过街通道的台阶上聊天。汪国真抽着烟。看着来往的娉婷女子，两人说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像一个爆竹，他有他的燃点，可能很高，但也许我恰好拿着能够点燃引信的火炬。”朱顺忠说。
最近出版的作品集《青春在路上----汪国真新诗精选》，体现了汪国真的多才多艺。除了作为主体的现代诗歌，书中还包括了汪国真的宋词、散文、绘画和书法。
见第一面时，汪国真就对责任编辑、供职于新华出版社的刘志宏说：“还没听说哪个出版社，出我的书赔了呢。”刘志宏生于1980年代，也是从教材上读到汪国真的诗歌。他印象里的汪国真，是个“平视你的人”，做事情主动为别人着想。“如果将来销量不好，我可以想一些办法。”汪国真对他说。
2015年3月中下旬，刘志宏去医院看望过汪国真。汪国真的状态虽然不好，但思维非常清晰。刘志宏问汪国真，对书还有没有最后的修改。汪国真说，没什么修改，可以印了。
到送样书时，刘志宏给护士站打电话。护士站说，汪国真已经转去重症监护室。再与重症监护室联系，回应说已经不方便探视，有什么事就跟家属说。两天后，刘志宏听到了汪国真去世的消息。这时，汪国真住院大约两个月。
《青春在路上----汪国真新诗精选》销量本来已有几千册，4月27日加印一次之后，已经超过一万册。
“作为诗歌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刘志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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