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鹅》《终结者》等多部奥斯卡提名影片制作人麦达沃伊（Mike Medavoy）与《世界邮报》主编伽戴尔斯（Nathan Gardels）2月24日在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联名发表文章探讨中国近期包括删改教科书在内的一系列意识形态举措。文章认为，中国观众对好莱坞大片的热衷已经说明意识形态方面的封闭不再可行，而中国有关部门必须正视相关封闭举措为国家带来的影响。
美剧《生活大爆炸》2014年遭广电“禁播”
以下是文章编译：
中国教育部近期发动了一次将“西方价值观”从大学教科书中驱逐出去的运动，其清扫范围包括教科书当中所有倡导个人自由、法治、独立的公民社会以及对政治当局不抱信任的内容。然而与此同时，中国观众仍然为了好莱坞电影而大量涌进电影院，受到追捧的影片包括《美国队长》、《变形金刚》、《饥饿游戏》和《蜘蛛侠》。这些电影中所传递的根本信息，事实上正是中国当局正在试图将它们从学生课程当中驱赶出去的那些。
《联邦论》出局，而《美国队长》却留了下来。
两位作者问道：中共的铁杆支持者们难道没有注意到，好莱坞电影传播个人自由、自我建构的“公民社会”团体以及反威权主义等“颠覆性主题”的能力远比学院教科书要强得多？如果说一张图片胜于一千字，那么一部大片几乎抵得上几册课本。在中国同样流行的还有美剧，从《纸牌屋》一直到《海军罪案调查处（NCIS）》和律政剧《傲骨贤妻》。
一个人的世界观更多地是由情感因素建构的，而不是理性，心理因素对人有更为明显的影响。而电影的专长正是象征。形象是电影世界中的流通媒介，形象统治梦想，而梦想催生行动。正如硅谷的高扬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诸如YouTube之类的媒体产品当中获得了充分发挥一样，个人主义的、非政府的“公民社会”群体对抗当局与政治权力的主题深深植根于好莱坞大片之中，这种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查理·卓别林的《大独裁者》等经典作品。
在《联邦论》倡导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普遍选举的同时，至少它的作者们仍然尊重政治权威（托马斯·杰弗逊是孔子的仰慕者）。但在好莱坞，嘲笑政治权威，或者与之作对，正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观众所喜爱的电影修辞。
一个最为常见的例子是，当你走出北京电影院，呼吸着有毒的空气，并且读到人民日报上关于偏僻地方腐败官员又一次抢夺了贫困村民的土地时，对于“阿凡达”，除了将之理解为呼吁人们站出来反对破坏环境的、政府支持的开发商的贪婪无度，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读？
大多数情况下，所谓颠覆性的信息都是无心之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当一个好莱坞制作团队造访雅加达时，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告诉他们说：“我视你们为政治激进分子和革命派，你们极大地加速了东亚的政治变革进程。”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当印尼原住民看到好莱坞电影中的世界，普通人都有汽车、电炉和冰箱的时候，原住民会认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遭到了剥夺。索马里女权活动家阿里（Ayaan Hirsi Ali）同样是由此踏上她的反叛之路，电影呈现给她以完全不同于她作为女性穆斯林的生活经验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电影有巨大的影响力，尽管美国在其他方面可能正在衰落，但好莱坞电影的“软实力”仍然覆盖全球。中国已经是好莱坞全球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2020年它预计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过去，一部大片的票房通常有超过一半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但现在北美以外的海外票房构成了一部影片总票房的70%。2013年，中国票房纪录达到了36亿美元，增长27%，而2014年，中国票房卖出了48亿美元。
全球娱乐界已经日趋整合，眼下美国第二大影院产业AMC公司为中国控股，而迪士尼即将在上海开办主题公园。所有的美国媒体业巨头都在开展与中国的合作，而网络资源的发达和便捷甚至比跨国公司的扩张影响力更为深远。中国向世界整合进程的融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正如习近平自己所承认过的那样，“中国越发展，它就会越开放，对于中国来说，关上已经打开的门是不可能的。”
中国意识形态部门是否会无视最高领导人的表态，在未来将他们的目标从教科书转向西方影视剧？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了。《生活大爆炸》受到了限制，而中国有关部门还在坚持重写合拍片剧本。
现在，中国已经攀上了世界经济排行榜的顶峰。中国政府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将它数以亿计的人口拉出了贫困泥潭。中国有长达四千年的文明，历史长过任何西方古代帝国，也长过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文明。很显然，中华文明的吸收和承受能力毋庸置疑，它能够自信地从现代西方文明当中吸纳它所想要的，而放弃其他不想要的东西。
但是，如果习近平是真诚地认为中国不可能向世界关上大门，那么他就不应该试图控制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无论是大学教科书，还是从优酷视频网站可以看到的电影。毕竟，如果当局审查和裁剪当今全球相互依赖且交相影响的信息流现实，“实事求是”就无从谈起。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曾处于一个自我封闭的信息循环当中，当时中共能够完全掌控一个孤立而贫穷的国家，但这一切在今天的中国都已经过去了。过去中国人曾经相信削弱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将会确保中国更加繁荣，但如今的中国需要考虑的或许是另外一种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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