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底，毛泽东发动批周会议和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为1974年的“批林批孔”奠定了基础。名为“批林批孔”实为“批周”的运动，周恩来既是运动的领导者也是被批者。毛泽东发动在军队中的“批林批孔”是要完成“文化大革命”初期未完成的任务。文革开始，天下大乱，毛泽东不得不依靠军队来维持政局的稳定。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在王洪文和邓小平组成的政治格局稳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反过来整治军队，为未来的接班人打下基础。此时，邓小平的崛起完全是毛泽东一手促成，周恩来并不是中共官方所认定的主动积极，而是被动、消极的。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关系在1973－1974这段时间里是非常淡漠的。周恩来的病情发展以及“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乱状态，使毛泽东决定停止“批林批孔”运动。邓小平在1975年初终于获得了更重要的职务，掌握了更多的实权，全面的代替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站立在政治舞台的中心。本文选自司马清扬、欧阳龙门合著《新发现的周恩来》。
1974年4月4日，周恩来与邓小平一同前往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吊唁法国总统蓬皮杜
刘晓波先生认为：“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就历史上的渊源来看，邓小平是毛派而非周派。邓小平在文革中始终是毛泽东手中进行权力斗争的一枚重要棋子。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是毛泽东一直想用来替代周恩来的最重要的人选！1、毛、周、邓的三角关系
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三者在长达近50年的交往中，其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早期在苏区形成的关系，及其所造成的的影响远远比一般人认识的要深刻的多。周恩来隐瞒博古成为“总负责”的真相，无疑是毛泽东对于周恩来不满的根源。自周恩来到苏区后，毛泽东颇受压制，“宁都会议”周更是难辞其咎。长征开始以后，周恩来更是不买毛泽东的账，以至多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恨恨不平的对王力说“老是四票对三票”（指周恩来、李德、朱德、博古对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笔者注）毛泽东更是在卫士面前讲过“此人当初是要杀我的”。此人有传为博古，据笔者采访得知实指周恩来。其后周恩来又在抗战初期紧跟王明，虽然在延安整风，周恩来向毛泽东输诚，甚至说自己是犯了罪恶的，在组织路线上再也没有背叛过毛泽东，但是1956年关于“反冒进”的争论，使得毛泽东再次对周恩来的政治路线表示怀疑。除了周恩来对于毛泽东个人的绝对忠诚以外，周恩来的组织和工作能力也是毛泽东所需求的。因此自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对于周恩来的态度就是“用（工作上）而不信（政治上）”。文革初期，周恩来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整倒刘少奇最重要的打手。“九·一三事件”之后，客观的形势让周恩来处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但是为此周恩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周恩来可以通过毛泽东要求其做40－50分钟的检讨的机会“趁机”做上7个小时来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忠心，毛泽东最后还是没有放过周恩来，一直到周恩来在恐惧中死去，周毛关系彻底结束。
邓小平之所以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复出，苏区的经历也至关重要。在1972年毛泽东解放邓小平的重要批示中第一条就是“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1937年红军整编，名不见经传的邓小平出任129师（大部分官兵是原四方面军----笔者注）政委，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是另眼相看的。邓小平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听从命令，千里跃进大别山，不计自己损失；其二是军事指挥才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抗美援朝时候一度作为志愿军统帅的人选。建国后高岗事件，邓小平因为向毛泽东揭发高岗而获得毛泽东的进一步信任。作为建国后的更重要的一笔政治资产则是来自于苏共二十大。邓小平明确不同意赫鲁晓夫的做法，同朱德形成鲜明对比。此事在中共“九大”的时候被毛泽东表扬。作为“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实际主持“反右”运动的邓小平指出：右派十分猖獗，必须痛加打击，右派实际同地主富农等一样属于敌我矛盾，决不能手软，必须赶尽杀绝。这同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致的。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毛泽东当着赫鲁晓夫的面高度评价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原则性一词同“反右”的成果分不开的。1959年4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说：“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从1956年2月到1963年7月，邓小平先后七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共谈判。1963年7月21日，当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坚决“反苏修”的。可以说，从反右到批教条主义，再到大跃进，直到“九评”，邓小平可谓就是毛泽东的代言人，意气风发的走了一路。邓小平同时对毛泽东的宣传不亚于其它人。在建国以前，邓小平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在解放区进行土改的时候也是很左的。整个60年代，邓小平不仅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关系。在1962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他强调说，干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导的那些东西，也一直坚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政治学习的首位，也替毛做了辩解。但是文革后，邓掌权后，这些年中邓小平的讲话几乎很难得到。原因不外乎在于维护自己的形象。（笔者认为邓小平在文革之后，吸取经验教训，以经济建设为忠心还是对的。当然同时忽略了法制的建设，终是酿成了严重后果。）此事在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那个关于邓小平的著名批示中也特别提到----当年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因此，无论是能力还是政治素养，邓小平在毛泽东眼里都是可以做接班人的。这和毛泽东对于周恩来长期的的羞辱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也可以预料文革伊始就“中箭落马”的邓小平的复出仅是时间的问题。毛泽东对于邓小平也有不满，主要是在经济路线上的分歧。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虽然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在法国勤工俭学阶段，但是二人并无可靠的直接交往的阶段。周恩来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而邓小平则默默无闻，并不是所谓的在“组织和开展‘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邓小平则在后来回忆道：“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位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尊敬的人。”邓小平的说法显然是应景之词，二人住在一起就不属实。从1927年年底到1929年夏季，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上海共事。邓小平先任利瓦伊汉（秘书长----笔者注）的手下的秘书，后任中央秘书长，此时的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二者的交往也实属有限，而且并无类似毛泽东和邓小平被划到同一个路线上的经历。1933年5月，邓小平遭“左”倾路线打击，被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时为“三人团”成员之一手握大权的周恩来也是打击毛主义路线的决策人之一。建国以后，邓小平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但是大部分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主持书记处的工作。而周恩来对中央书记处是有怨气的。历史证明，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远远说不上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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