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办前主任鲁平病逝，他长期参与港澳工作，毕生成就之一是参与并见证了香港顺利回归。在工作中，鲁平与香港各方面人士建立了千丝万缕关系，对他的仙游，香港各界抒发追思缅怀之情，语多肯定，就连对内地一贯抱持批判挑剔取态的反对派人物，也称道鲁平乐意沟通。鲁平走了，不过他主持港澳工作表现出来的专业技术官僚特质，值得借鉴。
鲁平熟知政策精义 有助保存香港独特性
文化大革命之前，鲁平已经跟随当时的廖承志处理香港事务。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筹组港澳办，鲁平是成员之一，可见他很早就参与香港工作，冠以“香港工作元老”之名，当之无愧。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之前，鲁平有份参与起草香港回归政策的原则性文件，就是所谓的对港政策12条；香港问题基本上按12条政策的框架处理和解决。
此后，鲁平在中英谈判、《基本法》起草，以至过渡时期的大风大浪，他都全程参与或主持工作。特别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来港搅局，抹去中英已经达成的共识，拆毁直通车，北京要另起炉灶筹组预委会、筹委会和临立会等，确保香港顺利回归、平稳过渡；此时身为港澳办主任的鲁平责任重大，工作艰巨得即使病魔侵袭患胃癌，也未有充裕时间治理。
鲁平为了香港回归，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对于他的逝世，不少人都缅怀与他交往的点滴和片段，其中较多人提到的是鲁平乐意沟通。“一国两制”本来就是矛盾的组合，如何把这个概念形成具体可行的法律条文，特别是起草《基本法》面对重大挑战，当时内地与香港有很大差异，鲁平折冲樽俎的功夫，就在调和矛盾之间显露出来。曾任基本法草委的民主派人士称，鲁平有强硬一面，亦愿意与港方草委合作，并忆述鲁平曾鼓励他为香港争取好的前途，不要因其他草委反对其意见便气馁，云云。严格而言，鲁平和民主派人士就起草基本法应属政治对手，鲁平鼓励对手争取，或许与当时北京对港政策宽松有关，不过也可能与鲁平了解对港政策精髓，知道如何保持香港的独特性亦有很大关系。
北京处理香港的特殊方针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保持香港的独特性。约30年前策划实践“一国两制”，有关工作属于原创开拓，并无经验参考，参与和主持工作的人虽然执行中央政策，可是若非吃透政策精神，知其精义所在，则执行起来难保不会荒腔走板。特别是“宁左勿右”的潜规则会否影响基本法起草，当时存在很多悬念。看来，鲁平完全知道这个关键点，尽力确保香港的独特性得以延续。
鲁平深切领会“一国两制”精髓，在参与制订对港政策框架，不愧是对港政策的专家。他是这方面的专业技术官僚，唯有这样的背景，他才可以在制订基本法时发挥最大影响力，也才可以在彭定康拆毁直通车之时，另起炉灶使香港在最大程度上顺利平稳过渡。鲁平在香港工作的角色和作用，使人看到“香港工作元老”之可贵。鲁平对港工作的资历可说绝无仅有。现在港澳办诸位领导，都是后来加入，当然他们的资历是累积得来，若经过有计划培养，他们完全可能成为“专业级”专注香港事务的官员。同样地，现在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于1986年到港澳办工作，他肯定熟悉对港政策，但有其他领导岗位人员，来港前与香港渊源不算特别深厚，他们赴港工作一段时日之后可能又会调职回内地。
在内地官场，官员调职各个省市，由于同质性较高，他们在适应方面问题不大。可是香港情况不一样，一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与内地差异极大，对不少官员而言，来香港宛如到了外国，需要花时间去适应；另外是“一国两制”塑造香港的独特性和独特地位，不容易领会参透，那需要时间认识和浸淫，才可读懂香港这本书。
制度上培养技术官僚 有利传承开拓香港事务
回归之前，中联办的前身新华社香港分社，外派干部与香港社会的疏离和格格不入，早有人提出并认为无助推展在港工作。就以统战而言，那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非出席活动、邀约吃饭那么简单；要在香港交朋友、交知心朋友，需要走入生活，争取认同，若外派干部抱持“铁一般的衙门、流水的官”的心态，则在香港社会只会是局外人。因此，香港需要熟悉对港政策、娴熟对港工作的专业技术官僚，以便利于工作的传承和开拓，少走弯路。
鲁平在香港工作的成就获普遍肯定，其个人努力与洗雪国耻的心志，固然是推动他殚精竭虑工作的原因。不过，鲁平对港政策的专业技术官僚背景和能力，与他工作上取得成绩也有很大关系。鲁平走了，他留下的启示，是如何在制度上培养专注香港事务的官员，让他们分别在港澳办和中联办更专业的主持或推动香港工作。这个议题，值得有关方面研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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