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之下，暗潮涌动。在中国股市“展翅高飞”，引发无数投资者亢奋高歌时刻，一些西方媒体和研究机构针对中国经济唱起了悲歌。近日，美国非盈利机构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GFI) 发布报告称，从2003—2012年十年间，中国非法资本外流基本呈逐年增加趋势，总额达到1.252万亿美元，从这一点上，只有俄罗斯的非法资本外流规模能与中国相提并论。
多年来中国非法资本通过各种渠道从境内流出
GFI表示，中国非法资本外流主要渠道为出口数据造假，另一个渠道为腐败造成的热钱流动。而这两种渠道流出在2009年之后都显著增加。十年间总额过半是在2009—2012年流出中国。具体来说，是在2009年中国正式推出4万亿财政刺激之后。今年3月，中国政协委员，国家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他表示称，过去几年中国经济数据造假（出口数据造假）严重，这种情况在去年虽然得到了一定遏制，但造假现象仍然存在。
所谓出口数据造假，指的是中国出口商外汇套利的行为，在外汇市场上，中国政府允许出口商依照市场价格抛售美元，买入人民币，通过外汇结算的方式，将出口收入转换成本币。但是，如果出口商夸大了出口所得，就可以购入比实际多得多的人民币，实际上，这等于押注人民币上涨。
“多年来，由于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众多外汇存款出于套利因素滞留中国境内，但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疲软，那么这些外汇资产将会重新配置，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海外。无论拉美债务危机，还是亚洲金融风暴，很大程度上都和资本整体外流、进而冲击汇率紧密相关。这一点尤其值得中国警惕。”
诚如这位分析人士所言，受美国经济复苏、美元持续升值，以及中国经济换挡降速等多重因素影响。从去年年底以来，中国资本就呈现净流出局面。中国国家外管局数据显示，今年3月，中国银行结售汇为4,062亿元，为连续第八个月录得逆差，与此同时，3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减少1,564亿元，较上月减少2,000亿元。对此，虽然中国官方强调属于意料之中的调整，是可预期、可解释、可承受的。并且和央行通过抛售美元干预人民币汇率，和一路一带、国开行、亚投行等外储战略性运用联系起来，以证明外汇“消耗”属于合理范畴。但客观看，无论近年来外资企业陆续撤资，以及国际热钱（包括腐败资本）外流，这些从长期均对中国外汇构成压力，特别是，这些资本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悄然出逃，常常脱离中国货币当局统计掌控之外。
“中国非法资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流向海外。”一位观察人士称，最近几年，精明的投资者通过虚开发票金额的方式，偷偷将资金转移出境。例如，一家中国公司向一家外国公司支付100万美元购买实际价值50万美元的机床，多出来的资金投资于伦敦、悉尼或者纽约的房地产或股票。不过中国银监会后来意识到了这种资本外逃手段，要求银行在向此类海外交易拨付外汇时，提供更多文件，通过一系列管控措施，这种资本非法外流的途径得到有效抑制。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些海外金融机构又为他们的客户开辟了新的资本转移途径：服务贸易付款，在这种方式中，他们不是为某种商品多付款，而是干脆为一项从未发生的服务付款，以此达到将资金转移出境的目的。
“虚假服务贸易正成为中国投资者将资金避开监管、转移出境的新途径。而中国服务贸易的逆差中，相当大的数值是由此部分资本外逃造成的。”根据英国《金融时报》不久前发表的数据称，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为1980亿美元，比2013年高出59.1%。就2014年第四季度来说，服务贸易逆差比2013年同期高出170%。同样，通过服务贸易外逃的资本也在增加。平均每季度通过服务贸易外逃的资金数量，从2009年的400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960亿美元，翻了一倍多。其中，多达40%的较大型服务贸易没有实际发生服务。这表明在所有服务贸易付款中，近2,000亿美元实际上永远流到了境外。该数字可能在2015年翻倍。
值得一提的是，体制腐败官员和国企高管，构成近年来境内资本外流的重要载体。2008年4万亿救市政策出台后，国有银行虽然增加了面向企业的贷款，但受益最多的仍是国有企业，众多体制官员和企业高管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各种途径将银行贷款转化成腐败资本秘密输出国外，这不仅严重损害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而且也对中国外储备构成巨大压力。当前，中国政府腐败浪潮愈演愈烈，其实就是为了整顿体制内部贪腐之风，同时为了抑制更大规模腐败资本外流，从而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
可见，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经济层面，更多的是社会层面。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支撑下，可以有效应对境内资本（尤其是非法资本）持续外流，然而，如今中国经济处于重大的战略调整阶段，中国外贸和资本已经持续呈现逆差，如果这种入不敷出的局面得不到逆转，持续的外本外流将无疑对人民币汇率构成重大冲击。因此，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中国政府在积极调整经济产业结构的同时，应加大国内反腐力度、加强国内金融监管，通过各种举措抑制境内资本外流，将国内经济和金融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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