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的一生是坎坷而多难的，但他也是幸运的，因为在无数次人生磨难与挫折中，他始终拥有一份来自妻子的坚贞的爱情，这份来自俄罗斯的爱在残酷的政治考验中显示了它的珍贵和崇高。
李立三与夫人李莎
李莎档案盘点：
李莎，原名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著名俄语教育家。1914年出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1946年随夫来华定居，先后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
曾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俄友好协会理事等职，现为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理事，系全国政协委员。
李立三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共和国工运先驱，又是一位一生坎坷、几经浮沉的坚强勇士，他曾和刘少奇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他还参与并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一度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夫人李莎是我国著名的俄语教学专家，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
56年前，李莎为了追随爱情而来到中国，又为了忠于爱情而加入中国国籍。
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她的感情和事业都深深扎根并结下硕果。如今，老人已步入耄耋之年，谈起自己的“跨国之恋”与“中国情结”，她一次次表示无悔当初的选择。嫁给“犯了错误”的外国人
1914年，李莎出生在古老的俄罗斯巴拉绍斯基县。她从小就产生了“为革命”的信念，早在10岁的时候，她就劝说妈妈摘掉挂在墙上的圣像，14岁便投身革命，17岁从莫斯科出版印刷技术学校毕业时，又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支援西伯利亚建设，分配到前苏联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出版社做版面设计工作。
有一天，她在校对一本书单。蓦地，一个书名映入了她的眼帘：《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当时，她吓懵了，共产国际出版的书，怎么会反对列宁呢？她连忙拿起书单，一路小跑，找到出版社的负责人。原来这是从一本中国读物翻译过来的，一个粗心的翻译把“立三主义”译成了“列宁主义”。“‘立三主义’是什么主义？”年轻的姑娘心中充满了疑问。
不久，从一个朋友那里，李莎得知了“立三”就是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曾经犯过“大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说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应该有一定年纪了吧。”就这样，“李立三”这个名字开始留在她的脑海里。
两年后的一个冬日，李莎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去看望一个女友。这个女友的爱人是一个中国人，在共产国际工作。李莎一进门，一眼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30多岁的中国青年。个子高大、密发蓬松，清瘦的脸上镶着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彬彬有礼，笑容可掬。“这是李明。”女友向李莎作介绍。这时，李明向她投来热情的眼光。
共同的理想缩短了陌生人的距离，从此不同肤色的异国青年成了好朋友。每逢周末，李莎就和中国朋友们一起郊游、划船。
一次，还是在那个女友家里，李莎听到有人问：“立三今天会来吗？”她顿时反问：“怎么，李立三在苏联？他什么时候来的？”这句话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李立三就是李明呀！你同他那么好，还会不知道？”李莎一时愣住了，李明就是李立三，这个待人和蔼、谦虚可敬的人怎么会是机会主义分子？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像潮水似地涌上她的心房。
那时的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立三的名字，就马上警惕起来，离他远远的，唯恐沾上“机会主义”的病毒。但几个月的相处，李莎真切感受到，这个人不管叫李明也好，叫李立三也好，都是个正直可爱的青年。李莎有时会去找李立三，而李立三也曾去过李莎家里，见过她的母亲和兄嫂，这样经过将近一年的相处，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感情。李莎喜爱鲜花，当时的李立三买不起，他常常为此感到遗憾；李莎喜欢看话剧、芭蕾舞和音乐会，李立三就陪她去。看话剧，李莎曾担心他看不懂，但出乎意料，李立三看得津津有味。然而，他对古典交响乐十分陌生，在音乐会上有时也会打瞌睡，可只要是李莎喜欢的，他每次必到。
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李立三毫无隐瞒，他身上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惊人的意志力吸引住了李莎。在她的眼里，李立三有着中国人特有的含蓄自制的性格，但也正是这种微妙的表达方式使她触摸到了那内在的激情与火焰。李莎知道他当时受打击和排挤，很多人都不敢和他交往，但是她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她知道自己爱的是人而不是什么革命领导者。
李莎虽然与李立三相爱了，但却不敢考虑婚姻问题。两人年龄上存在较大差距，加上李莎考上了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同时她又担心李立三随时可能回国，丢下她自己。她听说不少俄国姑娘嫁给外国革命者，还没有一个人被带回国去。
对此，李立三向她表白：“你和我结合应该明白，我是一个革命家。对我来说，革命永远是第一，家庭只能是第二。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李立三的干劲、魄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令李莎心动，他锲而不舍、一往情深的追求促使她不再犹豫，做出相伴终生的无悔决定。
听说李莎要和李立三结婚，不少亲戚朋友都表示不理解甚至是反对，只有李莎的妈妈没说什么，她支持女儿的婚姻，也能理解女儿的选择。由于母亲的出面，亲友不便再加阻拦。婚期临近，母亲这才不安地对中国女婿说：“我的女儿可是什么嫁妆也没有呀！”李立三笑着摊开双手，回敬他十分慈善的俄国岳母：“您看我也是什么聘礼也没有呵！”“我们都是标准的无产者！”李莎的哥哥在一旁风趣地说。
1936年2月，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留克斯公寓七层楼上的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里，这对异国情侣举行了俭朴的婚宴。陈云、欧阳钦及《救国时报》的十几位中国同志参加了这个吃中国菜的婚宴。随后，李立三还在李莎母亲那里宴请了李莎的家人和亲友。
多年以后的今天，李莎仍对自己的这个决定表示认同。她说：“年轻人不善于多想长远的事情，最重要的还是眼前生活，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李莎至今珍藏着他们婚后的通信，那些情意深长的话语是她终身不能忘怀的----“亲爱的，我无限爱戴的您：最近一段时间我心里只有一个思念，我就是想尽早看到你。我收到你的来信不仅不使我不高兴，相反今天我感到幸福得不得了。亲爱的，我简直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我的情感。”丈夫与团籍之间的选择
斯大林的时代到来了。那是1934年的冬天，苏联掀起了著名的“肃反”运动，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被戴上“反党托派”、“反革命”、“外国间谍”的帽子，锒铛入狱或遭到枪决。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被监禁劳改葬身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大批居住在苏联的共产国际的外国人也不能幸免，像李立三这样本来就戴着“机会主义者”帽子的人早已被列入“黑名单”。
1938年2月23日凌晨，一队全副武装的苏联军警闯进了李立三住的共产国际留克斯公寓，他们脚下的马靴撞击地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有人在敲门，李立三打开房门，几名军警闯进来。其中一名头头斜睨着李立三问：“你就是李立三？”“是的，我就是！”李立三用俄语回答。“你被捕了，穿好衣服，跟我们走！”那个头头出示了逮捕证。李立三摘下手上的瑞士表交给李莎，换上一身旧衣服。几名军警一拥而上，强行推他出门。李莎猛扑过来，护住李立三，大声分辩：“你们凭什么抓人？他是个好人，他没罪！”李立三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他平静地对妻子说：“李莎，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苏联人民和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请你把这些话转告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李莎强抑住泪水，冲出房门，把李立三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敲开隔壁中共代表陈潭秋的门，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李立三被捕了！”并将纸条交给陈潭秋。第二天一早，有关人员将李莎撵出留克斯公寓，让她搬进院子里一个阴森、窄小的房间里。这是苏联“肃反”中被捕人员家属的集体宿舍。
然而，对李莎的株连并未到此结束。她所在的学院团支部书记把她叫到办公室，态度强硬地说：“你丈夫是一个外国特务，是人民的敌人，你是一个共青团员，必须同他划清界限，脱离关系！”几天以后，学院团组织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临散会时，大会主席逼着李莎当场表态，在团籍和丈夫之间作出选择：“是要团籍，还是要丈夫？”
这是艰难的抉择，但李莎下定了决心：“我和李立三共同生活了两年，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疑的行为，他是无罪的，我等待对他的审判结果！”倔强的李莎眼中含着泪花，默默地掏出团证，轻轻放在主席台的桌子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莎不知道丈夫关在哪里，没有一点他的消息。在家里，她拒绝了亲友善意的劝告，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找到他、解救他。整整四个月，李莎冒着严寒跑遍了莫斯科的每一个监狱。每个监狱都排着长长的队，李莎到每个监狱去询问他是否被关在那里，得到的答复都说“没有这个人”或“已经转到别处去了”。在寻找丈夫的过程中，李莎时常听到各种关于囚犯被处死或流放的消息，这些传闻令她心惊胆寒。每次从监狱出来她就在街上徘徊到深夜，心中充满着悲伤和绝望。
终于有一天，当她来到一个叫塔卡干的监狱，老看守翻了好一阵本子，然后用低沉的声音告诉她：“有这个人，以后可以按月给他送些钱来。”找到了丈夫，她的心里是多么狂喜埃虽然自己每个月只有250个卢布的助学金，而且还要管母亲的生活。但在监狱里的丈夫更需要关爱，李莎每个月拿出50个卢布给李立三，还时常买些食物如西红柿、胡萝卜、洋葱等新鲜蔬菜送去。对当时远离祖国、身陷囹圄的李立三来说，这微薄的50卢布所带来的不只是生活上的改善，而且是一份来自挚爱的亲人的思念，其中包含着无限的信任、支持和坚贞的爱。后来李立三提起这段日子，总是说，假如没有夫人李莎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他可能熬不过来。
李立三蹲了将近两年的监狱，肃反委员会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反革命罪行。
加之来苏联医治臂伤的周恩来知道李立三的情况后，为了援救战友，周恩来不避嫌疑，多次与苏联当局交涉此事，他们不得不释放李立三。
1939年11月4日晚上，忙碌了一天的李莎刚刚躺到床上，却突然听见门铃骤响。“这么晚了，谁会来呢？”她这么嘀咕着，下床打开房门。一名内务部的官员站在门口望着李莎微笑着问：“您就是李莎同志吗？”李莎觉得这话有些意外，因为自从李立三被捕后，很少有人称她“同志”，她木然地点头。“我给您送来了十月革命的礼物。”那名官员说完，闪身一旁，在他的身后站着李立三。“亲爱的，是你！”李莎喜出望外，猛扑过来，紧紧地拥抱住李立三，泪水流过面颊。今天，坐在北京木樨地的家中，她回忆起这个场面，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欢喜的时刻。”
爱在中国情相伴
1943年8月，李莎生下一个女孩，给家庭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李立三给女儿起了个中国名字：李英男。这时，虽然李立三已经出狱，但共产国际关于开除他的党籍的决议尚未撤销，找不到工作，生活也陷入困境。李莎明白：他只有回国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留在苏联，他难以摆脱歧视的待遇与倒霉的生活。
1945年12月31日，李立三应召去苏联对外联络部谈话，苏共中央联络部长潘友新兴奋地告诉李立三：“你已当选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得票相当可观，名列当选委员的第14位，祝贺你！”并且无条件地准许李立三回国。李立三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一遍又一遍地对李莎说：“亲爱的，我得回中国去，回到我的祖国去！”“回去吧，我支持你！过一段时间，我带着女儿也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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