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总理莫迪展开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预示着中印关系将产生新的变化，不禁联想到中美关系，美国历任总统对中国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是朋友还是敌人？
习近平与奥巴马
本本分别摘自《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白宫的神迹：一个浓缩的帝国政治》、《大国的责任》、《改变美国的奥巴马》。
尼克松：曾带头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美关系发展变化中，尼克松的表现不合常规。他就任美国总统前，是有名的“鹰”派，带头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次在公开场合攻击中国共产党。就在他宣誓就职以后的记者招待会时当有记者问道：“你就任美国总统期间，是否打算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
尼克松回答说，共产党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不断地采取敌对行动，因此，在他们未作某些改变之前，我们的政策不会很快有改变。
就在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在越南的军队人数由50万人增至54.3万人，接近约翰逊政府规定的最高限度。并且不时派飞机、军舰侵入中国的领海、领空，进行骚扰。
然而，就在半年之后他出访菲律宾、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时，语调却作了很大的改变。
他在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谈的时候，很是直率地对这位总统说：“我想在我的任期内，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你从中斡旋，把我的信息传递给中国。”
他还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他在拉合尔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会谈的时候，又说：“尽管有不少人反对我的观点，我还是认为，要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前进。”他说：“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往来。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当谈到中美关系积怨甚深这个问题时，尼克松干脆说：“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转达给中国的主要领导人。”
他的这些说法当时是绝密的。如果当时把这些想法公开的话，美国人不知会怎样看这个刚刚当选不久的总统。
说到中美关系的进展，就不能不继续提到两位历史人物----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1970年10月下旬，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到美国的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这里面既有叶海亚·汗，也有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尼克松得知叶海亚·汗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十分明确地告诉他：美国希望使对华关系正常化。作为中间人，希望你作出努力。
叶海亚·汗深知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他对尼克松说：“巴基斯坦是美国的朋友，也是中国的朋友，帮忙当然是要尽力的。但这也是十分困难的。”叶海亚·汗答应，到中国去的时候一定把尼克松的信息带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紧接着，尼克松又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祝酒词中，第一次以一个美国政府要员的身份说出一个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0年11月，叶海亚·汗总统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尼克松的信息传到了中国的最高层。不久，罗马尼亚副总理勒杜列斯库访问中国时，周恩来也同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中美关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步步取得了进展。
克林顿：“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 以“利”为联结点接触
说克林顿是一个“外交总统”，就不能不提到中国。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对华政策就曾有过3次大的变动，可见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不管这3次大的变动因何而起，至少说明美国时刻关注着中国。
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候，曾指责美国之前的几任总统对华政策不够强硬。在克林顿看来，冷战时期，美国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是必要的，因为那个时期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非常紧张，中美都存在抗衡前苏联这一共同目标。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就没有必要再对中国保持“忍让”态度了，美国应该对中国更厉害一些。
但随着对中国了解的深入以及改善美国经济的需要，务实的克林顿主动改变了这一看法。1993年，克林顿如愿以偿地坐上总统宝座，同年9月，美国政府就正式推出“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一种全面的关系，甚至认为一个强大、稳定、正在现代化和繁荣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此时的克林顿，已经和“对中国再强硬一点”的想法告别了。
“全面接触”在公布之前，即在1993年7月到9月这一段时间，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是发生了由缓和到高压的变化。这一时期，美国咄咄逼人，试图迫使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美国指责中国违背自己对导弹技术控制所做出的承诺，说中国不应该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又以“可能载有运往伊朗的化学武器前体”为由，对中国的“银河”号货轮进行了监视、搜查；同时，美国还借口中国以不正当手段向其输出超配额的纺织品，扬言要削减中国向美国输送的纺织品配额……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出现大幅度的退势。
但是，由于美国经济界的强烈反对以及美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1993年9月，克林顿正式推出“全面接触”政策。
1994年5月，克林顿宣布将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把“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至此，克林顿政府开始了对华政策的第二次调整，将“全面接触”政策扩展到经济领域。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拨云见日，美国开始脱离在对华最惠国待问题上的困境，这一困境已经持续了数年之久。人们豁然发现，美国对华的政策更加务实了。
不单克林顿知道和中国合作会收获大量好处，美国人也同样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就算克林顿想对中国强硬，也无法真的对中国强硬起来。当克林顿政府拿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时，美国国内哗然一片，特别是美国企业界和工商界，他们一致反对政府将美中关系拖入僵局。
克林顿不能无视这些人的警告，最终，他决定不再将“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一事绑在一起。美国对中国经济领域的政策替代了“人权”领域的政策，而新政策也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
1994年9月，美国商务部长布朗对中国进行了以商务为主的访问。这次访问是克林顿宣布把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后，美国内阁成员首次对中国进行的访问，被国际舆论称为“历史性的访问”和“美中关系的新起点”。
小布什：“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责任论”？
小布什上台后曾经一度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并采取预防性遏制的对华战略，所以，相对积极的“中国责任”呼声常常被消极的“中国威胁论”等对华论调压倒。2005年小布什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美国调整了对华战略定位和政策后，“中国责任论”才逐步成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主流。2005年，小布什本人提出，“要以建设性和坦诚的方式与中国接触”；国务卿赖斯提出，“希望中国成为全球伙伴，能够并愿意承担与其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则在 “中国向何处去”的著名演讲中呼吁，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此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又被写入了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此外，2006年9月27日发表的反映美国各界精英主流意见并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产生深远影响的《普林斯顿项目报告》声称，“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国，而应当帮助它在目前的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的抱负，成为亚洲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此后，美国所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成为国际社会谈论中国时的一个时髦用语。美国各界继续推波助澜，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跟进。在这一形势下，“中国责任论”压倒性地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国际舆论环境。
奥巴马：“非友非敌的竞争者”关系
从美国目前所处的政治经济状况看，从美国民主党一贯的对华政策发展脉络看，从奥巴马以往的言论看，他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很可能会坚持一种所谓的“中庸”立场，就是不把中国当敌人，也不把中国当朋友。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非友非敌的竞争者”关系，他可能会把中国看成可以实现利益共赢的竞争者。
这个对华的中庸路线可能会成为他将来对华政策的基本立场。但是，这并不是他对华政策的核心所在，只是他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方法，影响他对华政策的核心是他向美国公众所承诺的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能否兑现，他的中庸政策是为此服务的。目前看来，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认为，执行这种中庸的政策可能会或者已经为他带来选票上的益处；美国公众似乎也认同他采用这种方法来重振美国形象。因此，他在对华政策上执行这种中庸政策也会是强硬的，不打折扣的。
早在2004年7月，奥巴马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就明确表明了中美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在他发布的《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的政策文书中，他提到，“美国必须在中美分歧上，比如台湾问题，立场坚定，但在可以使两国团结的事务上采取灵活的策略。我们必须坚持劳工标准，人权第一，让中国对美国产品全面开放市场，并严守与美国公司的法律合同。但我们不能因此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中国经济的长期不稳定会带来全球性的后果”。这表明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是美国利益的保障。
2005年5月，奥巴马在为诺克斯大学主持毕业典礼时，便明确表明了自己有关中美关系新定位的观点：“中国正全方位与美国展开竞争”。
进入联邦参议院后，奥巴马在2006年1月与共和党参议员高文共同成立了“参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主要研究“中国在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对美国产生的影响”，重点还是“竞争”二字，主张透过美中全面接触与对话发展两国关系，展现了他对中国事务的高度关注。他在解释为何要发起这个小组时说：“在这个时代，美国孩子面临的竞争不再是芝加哥与波士顿孩子之间的竞争，而是他们与上海和北京的孩子们在竞争。我们发起这样的平台来讨论中国政经崛起对于全球以及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
同年4月，奥巴马在芝加哥环球事务协会首度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外交政策，其中在有关对华政策的部份，他明确地将美中关系定位为“非友非敌的竞争者”关系。
2007年4月，奥巴马再次重申了中国“对我们来说非敌非友，而是竞争者。然而，我们得确保与其有足够的军事联系，并建立相应的关系，从而使我们能维持亚洲区域的稳定”。同年，奥巴马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中国作为其亚洲政策的一部分谈及，奥巴马主张在亚洲建立一个更为有效、广泛的构架，而且要超越现有的双边协定、高峰会议和多边机制，比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他宣称，美国要鼓励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在美国的主导下帮助解决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他说，中美之间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加强自身实力的同时扩大合作。
尽管奥巴马极力主张应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但从战略定位上看，他的主张似乎又回到了7年多以前的布什政府初期。奥巴马的政治理念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主张以对话寻求解决国际纷争，他认为，中国业已成为经济大国，那种不愿同中国深入接触，甚至将中国排除在世界秩序重建议程之外的想法都是毫无道理的。而在策略层面上，奥巴马在选战中一再打中国牌，在达尔富尔与西藏问题上屡次大肆指责中国，但他却并不支持至今仍占据西方对华政策思维一隅的“遏制中国”战略，反而强调应透过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战略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将中国纳进国际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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