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剧变前夕，似乎是先知先觉的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并因此一举成名。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提出、流行，以至权威化和绝对化，离不开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国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绝对正确的普世价值的背景。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与美国交流频繁，会见福山所释放信息仍然待解
然而，时隔近30年后，早已被视为西方民主制度绝对正确的象征的“历史终结论”发生动摇，因为这一论点的提出者福山对其有了不同的思考，或者说是对先前理论的一种批判甚至是颠覆。一般而言，思想理论既是现实的反映，又具有前瞻性。此刻福山思想认识的突然转变，又恰逢中国以一种不同于美国政治架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方式强势崛起。或可认为，福山思考和态度有所保留的变化，说明了中美两种意识形态的形势变化，以及对中国的肯定。正是因此，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才会罕见于中南海接见他。
福山新书批美 《环球时报》迅即响应
近一段时间，弗朗西斯•福山在中美两国政治、媒体层面颇为活跃，频频会见政治理论界知名人物，被两国重要媒体同时聚焦，比如立场观点严重对立的《纽约时报》和《环球时报》。有观者认为，这可能是源于福山在2014年9月出版了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就在该书出版次月，FT中文网为其推介。次日，《环球时报》即发表社评，为福山的新思考鼓与呼。《环球时报》反应如此迅速，有一定的理由。
《历史的终结？》以及稍后以之为主要论点而出版的书籍《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宣称，自由民主制的诞生代表历史的终结，这也就意味着对与之不同的其他制度模式的间接否定。然而在新书中，福山又暗示自由民主政体并不能幸免于影响了其他所有类型政治社会的停滞和衰落模式。在错误的情况下，民主制度也可能成为引发不稳定的因素。自由民主政体或许也必须被某种更好的制度取代。值得注意的是，福山指出了美国政体的诸多弊端，警示了“政治衰败”的风险。
福山书中的核心论点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而且三者缺一不可。福山还表示，就发展顺序而言，民主并不是第一位，强政府才是。福山以大篇幅讲读中国，并认为中国拥有优势，因为其条件的顺序是正确的。
《环球时报》的社评即以《福山给出顺序：强政府、法治、民主》为题，并且少见地大幅引用福山原话。文章似乎压抑着难以压抑的兴奋说，“福山作为‘历史终结论’的著述者，现在公开阐明民主既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并引起全球的注意，他的修正和突破因此具有了广泛意义。按照福山的新理论进行分析，中国是存在不足的国家，强大政府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优势。福山在对全球政治史做了广泛研究后，肯定中国政治建设的顺序，这是一个恰逢其时的政治学发现。它表明，中国这些年的成就不是违反规律的‘撞大运’，而恰是对全球普遍性政治规律的正面印证。”
不过，对于中方意识形态论者“喜闻乐见”式的反应，西方的一些意识形态论者并不认账。有论者拿出福山同样在2014年9月最新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所作的序言称，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抵达那个终点，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是历史的终结。如果要我猜测一下，五十年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有很多理由表明，中国模式是难以持续的。然而在另一些观者看来，这些表述似乎更像是不得不为已经过气的这本书和书中的论点糊上了一层窗户纸。
2014年11月，福山前往中国推销新书，与中国一位政治思想理论界新锐李世默论战，双方初步讨论了很多意识形态论者所关注的有关中美两国政治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在2015年4月21日至24日，福山和著名比较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外国专家局改革建言座谈会，在23日还罕见地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南海进行了一些讨论。王岐山在交流会中侃侃而谈，说到了有关中国文明，中国文化，与美国的差异，法治和宗教等问题。
中美或陷福山“争夺战”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专职党纪反腐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现身与福山这位意识形态论者讨论的现象极不寻常。中国执政者此一安排或许有其他方面的用意，而单就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接见一位学者来说，显然说明了对福山本人的重视。这可能是考虑到福山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地位，以及他现今所发生的对中国有所助益的转变。
恰是在23日，《环球时报》发表题为《我更愿意有“民主问责”而不是“民主”》的文章，文章是整理自福山在稍早前学术讲座中的发言。不过，但中国其他媒体在转发时更多地是提取了其中的“没有放之世界皆正确的政治制度”，“说中国集权的人是不懂中国历史”等语句。福山的这些表态又一次挑起了中国方面的兴致。
然而，在几天后，《纽约时报》也发表对福山的采访文章《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政治秩序与中国》，似是意在给中方论者浇一盆凉水。文章采自在2014年11月和2015年4月初的两次面谈，否认“上世纪九十年代对自由民主制充满自信的福山，学术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文章引述福山话说，“我认为美国和其他一些民主国家过于强调限制国家权力，以至于把我们逼到了无法做出艰难抉择的处境。但我觉得中国正相反，国家能力与法治、民主之间仍不够平衡，而这也并非是一种良好的情况。”
《纽约时报》文章还引述称，“我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精英阶层。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存在太多的纠葛----国有企业、政府部门，许多非常适应当前体制的强大社会行动者。他们会经常对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等进步造成阻碍。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政治衰败的一个潜在来源。”
观察人士表示，作为一个已经在被符号化的人物，福山思想观念的改变注定将产生重要的影响。结合当下国际形势，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微妙变化，福山的思想状态又一次具有了鲜明的象征意义。或许，福山的动向已成为观测世界意识形态变动的一个小窗口。因此，他才得到了中美两国相关方面的高度重视。而对中国而言，被视为西方意识形态先锋旗手的福山的转变，无疑是对本国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发展方式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年多前，福山所师从的亨廷顿发表了反驳其“历史终结论”的论述《文明的冲突》----历史并未终结，只是斗争焦点从“意识形态”转为“文明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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