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记协餐会后,收到一位曾是建制中名人发来短讯,对笔者为没有赴会写的〈鄙视〉一文的「傲节」表示「敬慕」,又说「当晚财爷妙语连珠,诉尽政坛趣事」,并附财爷当晚20分钟的谈话链接。 笔者细听了,也连带听了记协主席的讲话。 财爷轻松风趣,赢得满场掌声与笑声。 有关链接也有7、8万点击。 但笔者却笑不出来。
财爷自嘲若可以为记协做预算案必有盈余,又说自己耍拳弄剑只能哄孙儿「呃细路」,不想讲话太闷要大家开iPad「睇相提神」,唱歌又不能像「CY与老总唱朋友」,含沙射影半带嘲讽引入政坛话题。 大概近来听烦了特首、高官「语言伪术」的废话,财爷的妙语打点「擦边球」,记协餐会的参与者和重听链接者就拍晒手掌啦。
财爷卖的是甚么膏药
但在喜剧包装下,财爷卖的是甚么膏药? 正题有二,一是藉他被鸡蛋误中的事,讲村上春树的「鸡蛋与高墙」论,他说这一论述被形容为政府与人民关系,等同将政府与人民放在对立面,当一个是「忠」,另一个就自然是「奸」,当一方被指是「真」的,另一方就无论如何都变成「假」。 他又引述《艾丽斯梦游仙境》中,艾丽斯和Humpty Dumpty的一段对话,认为当有人掌握话语权,就可以控制大家对事实的理解。
他说,人们轻易使用「鸡蛋与高墙」,造成「二元对立」,无可避免将理性讨论问题的空间收窄,要寻求共识自然亦更加困难。 当控制语言的力量成为语言霸权,它的威力比社会其他霸权更加惊人。
财爷谈话的另一正题是推销政改。 他并没有提出新论述,主要是呼吁通过政改,让有关多年纠缠不清的社会争议可以放下,大家过平安日子。
在他讲话之前,有记协主席岑倚兰的讲话,她讲香港新闻自由的恶化,许多记者在采访中受伤,粗暴对待记者的有执法人员;新闻自我审查严重,对示威者「拳打脚踢」的事实都不能报道;政府选择性发布新闻,更吹荒谬邪风,指鹿为马,以筛选当普选;加上新闻界不景气,新闻人员难保生计。 作为主礼嘉宾的曾俊华,对岑涉及政府的讲话没有一句响应,反而认为新闻界掌握话语权是甚么惊人霸权。曾俊华的记协发言两天后,前年用鸡蛋砸中他右额、被判囚3星期的陈德章,在狱中发出一封给曾俊华的公开信,信中说从当天的行动到走进监狱的一天,他只想向社会大众及特区政府表达清楚的讯息,就是「香港需要全民退休保障和全民普选」,他在狱中见证不少长者因贫穷犯下盗窃等罪行,「我不是要合理化这些犯罪行为, 而是希望从现实的角度凸显在香港这个繁华都市背后,长者贫穷问题已是如斯严重」。 他说他不惜付出个人自由的代价,只想表达我们要公义,长者生活要有尊严,曾司长,「你能听到吗? 」
没有一句提及陈德章
曾俊华在记协讲他被鸡蛋扔中,没有一句提及陈德章。 即使陈德章的手段不可取,他的为公义的用心难道不值得慰问一下吗? 政府长年拒绝成立100亿元的全民退休保障基金,却乱花数千亿元搞大白象工程,尤其那不切实际、只为了媚共的高铁。 曾司长显然没有从鸡蛋中听到市民的诉求。
陈德章就是鸡蛋,而曾俊华维护的就是高墙。 当然,鸡蛋与高墙并非「二元对立」,正如村上春树所说,「体制(即政府)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高效,而且系统性」。 香港近年谈鸡蛋与高墙,正是因为原来保护我们的政府,变成了冷酷地杀害我们。 曾俊华又引用《蜘蛛侠》的一句话: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他讲的是新闻界的话语权。 但掌有实质公权力政府,对新闻界的话语权和市民的表达,根本不当回事,继续我行我素。
曾俊华在抽水笑话中引出的立意,应让我们想起陈德章、想起为了自食其力不惜假报年龄而被判囚4个月的施伯、想起老人退休基金和大白象工程。 他作为一个拥有公权力的高官,在记协餐会推销政改,也应该引起在座新闻界制止和即场抗议。
但大家笑了;影片的点击率也高,许多市民都笑了。 笔者不觉油然想起鲁迅的故事。 那是一百多年前他留日学医的时候,课间放映日俄战争的片段,其中一段是有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砍头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他们都酒醉似的拍掌喝彩欢呼。 鲁迅于是悲凉地决定弃医从文了,因为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也许联想不伦不类,香港人当然没有沦落到像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然而现场醉酒似的拍掌喝彩欢呼,岂能不使人警惕? 岂能不为香港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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